王小棣:看不見的傷痛縫隙 不存在的事

Posted: 2005/12/08 by su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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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見的傷痛縫隙 不存在的事
王小棣

之1

二○○ 五年七月底,布吉納法索的拍攝(按,《45度C天空下》)終於結束,劇組十幾個人擠進一部小巴士,車頂上綁了塊大雨布罩住行李,前座備好了沿途行賄的小額鈔票,要往西南方開一千多公里到濱海的鄰國迦納去見見世面。(迦幣與台幣兌換是差不多240:1,所以我們算「身懷鉅款」)。小巴士整整開了十七、八個鐘頭,直到第二天夜裡才找到製作人在網上訂的一家「荷蘭旅館」。「荷蘭旅館」很爭氣的座落在海灘旁邊,門面高挑,乾淨清爽,一路上膝蓋抵著前面椅背顛得目光如死魚的一夥人剎那間又活跳起來,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半小時後坐在露台吃飯,我忽然想在眼前(那個與台灣隔了半圈地球)的大西洋裡放進一隻這十幾人都留言的瓶中信……,但比我年輕的這些傢伙可能都覺得有點幼稚,或是不環保,這隻瓶子並沒有放進大西洋,也不知道大家辛苦地拍完了《45度C天空下》都會想說什麼?……

離開只有兩條主要道路的古都古,回到五光十色的台北後,那隻不存在的瓶子卻開始在我的腦子裡漂盪,常常一發呆就看見它非常非常渺小地在望不著邊際的汪洋中沉浮,有時我邊騎著腳踏車邊看到它在微明的曙光中仰泳……有時我和人說著話,卻看到它孤獨地滑入濃稠的夜暗……,為什麼呢?為什麼五十歲的人了,拍完這齣戲許久,諸多思緒還理不清楚,唯獨冥想著這隻瓶子的浮盪?並且從這虛構的存在裡得到涓絲的撫慰……?是因為這兩年常會想到自己將不存在嗎?還是心底有什麼壓抑?為什麼會眷羨那種不會被淹沒的孤獨?為什麼會感覺到瓶子的「渺小」和它透明的「乾淨」會帶來疼痛即將結束時的那種舒緩?

癌症患者和醫生談到預後的各種狀況時,都會聽到「遠端轉移」這種說法,意思就是原來的病灶之外,在不同的地方復發了病徵。這隻瓶子的漂流也是一種遠端轉移嗎?那麼原來的病灶在哪裡呢?應該是受了傷才會把一部分的自己裝進一隻瓶子裡吧?

這是一種沒有太多資源的海島國家必須玩的遊戲嗎?

籌拍期間的筆記潦草地記著這些事:

清末鄭成功抵台的鹿耳門溪……現在養殖虱目魚苗和蚵仔,民國七十年底發現台鹼廠溪畔的魚體有汞污染,政府並未公告民眾,台鹼的蓄水池不但有兩個水門和鹿耳門溪相通,並持續開放給民眾捕魚……,緊鄰這蓄水池旁的林家阿媽吳信被檢驗出血中含有戴奧辛412皮克。(台灣一般民眾平均值低於20皮克。)林家阿公林枝村因為肺結核已經氣切……覺得鄰居和醫院都很嫌棄他們,「魚都賣不出去都是你們害的」。女兒警告他們不要上電視,於是二老決定帶著孫女搬到魚塭去住(兒子失聯多年),沒有自來水,但不用看別人臉色……

仁武鄉黃太太,之前先生開機車行,退休後到這鄉下買地蓋房子,種一些菜準備養老……,搬來後發現晚上空氣中飄灰,走進小路才知道後面有火葬場……,不久前面大馬路邊又蓋了焚化爐……,附近農戶因為耕種常有各種問題加上收入有限,都失去了對土地的情感,覺得乾脆把地挖開讓別人來傾倒廢棄物還比較容易賺錢,而且還可以反覆使用……「甘蔗皮削下來蒼蠅都不會來」……黃太太後來知道有汞污泥要進來村子,而且村長已經挖了三個七層樓深的大坑洞,她召集村人抗爭後被恐嚇,又打官司……一直到後來專門處理廢棄物的回收公司老闆癌症過世才暫時停止糾紛……

一九九九年,鯉魚山,發現自己社區被埋了有毒污染物8千1百公噸,重金屬3萬8千公噸……,工研院來化驗後用塑膠布覆上寫著「暫存區」。二○○二年政府開挖污染物裝桶,裝好的桶子仍然留在原地……

台南社區大學黃煥彰教授說,根據官方統計資料,二○○三年台灣年產工業廢棄物品預估為191萬公噸,工業局可以處理的上限是23萬公噸,二○○四年,工業局可以處裡的上限是96萬公噸,而該年度工業廢棄物預估產量已達202萬公噸……。

哇!所以政府和廠商們早就知道會有大量的廢棄物無法處理啊(光是晶圓廠每月就必須處理一千噸以上的廢棄物)?!原來廠商只管閉上一隻眼睛,把廢棄物上網公告發包給回收公司,讓他們用大卡車載出工廠以外的地方去丟,……然後政府再睜一隻眼睛抓這些承包的回收公司,譴責他們「非法傾倒」,給他們開罰單……。

是這樣嗎?這是一種遊戲嗎?這是一種沒有太多資源的海島國家必須玩的遊戲嗎?遊戲的結果之一電視上都播過了,晶圓廠的大型尾牙晚會,名歌星名主持人、超炫舞台、百萬名車的抽獎活動……遊戲的另一種結果呢?可以看看黃教授和河川巡守員們拍的照片,掩埋過污染物後挖開的地裡露出各種鮮豔的顏色,石灰白、膽汁黃、橘色、綠色、紫色……,地上則寸草不生;河岸轉角一大片遠看像是囤積的垃圾,其實全是死魚,……有整條都呈暗紅色的河水……有完全不透明的河水,這河水打一桶起來把魚放進去,一分鐘後魚就死了……河兩岸有公然淌出污水的洞口;有偽裝迂迴的管子;有用草掩埋,再加蓋加鎖的水龍頭;有不定時出現的裝著兩三巨桶污水的卡車……,還有農民從這些發臭的河水打去灌溉農田的馬達水管……。

走過台灣污染區,又走過非洲的貧困,漸漸浮現的是一個殘忍無能的自己


蓋上這些筆記,再去非洲,應該是心情鬱卒加劇的重要原因!非洲一望無際的貧瘠地貌,肉販攤上群舞的蒼蠅,披毛垢面行色匆匆在街頭覓食的豬,夜暗中一隻挨一隻默默行進的羊……。一整個月,我們午晚餐吃一模一樣的蔬菜;用水龍頭一滴一滴的水洗澡;雨季時幾乎要打穿鐵皮屋頂的暴雨令人躲避不及……對於來自台灣的劇組,就像化妝師說的「好像做一場夢一樣」,眼睜睜地看到同樣的人類被泥沼一般的貧窮困住,任誰心理都不會健康吧?

在首都瓦加杜古大使館拍攝時,我特別愛把布國的工作人員拉上樓去,指著走廊上的照片跟他們說「來看,台灣」。照片裡是白皚皚的玉山頂峰,碧藍天空下的蘭嶼木舟,一線天光流布的太魯閣……,一張接著一張,我微笑得意地等著,等著那黑光的臉龐上流露的欽羨,「讓他們分享一些美麗吧!」好像有閃過這樣的念頭,其實是自己在那片貧寂中的需要吧!需要確認這個星球上還有美麗的地方;需要和他們一起相信夢想……。

「我小的時候台灣比你們現在還窮,把每一件事情做好,堅持夢想,才會慢慢進步……」,我常常這樣跟他們說,(其實他們日用極其簡單,他們一生所耗費的大自然資源比我們少太多了,是我們應該進步吧?)然後我們就從他們膠著的困境中抽身走了。

回到台北,這麼多的車子、這麼多大樓、這麼多的燈光、這麼多的享受……然後林家阿公過世了……這個星球上的福爾摩沙真的是我的家嗎?為什麼我在自己家卻是這麼無力改善,而我好像都忘了呢?

走過台灣污染區,又走過非洲的貧困……,漸漸浮現的是一個殘忍無能的自己,是因為不能接受這樣的自己,就想將它放逐了吧?裝到一個瓶子裡丟進最遙遠的海洋……

之2

聽說過霧鹿這個名字的由來嗎?……「原住民抬頭,就會看到這座山中的平原上有許多鹿在霧裡靜靜地站著……」

霧鹿一位退休的胡金娘老師,她用自己的方法邊說故事邊帶動作地教當地國小小朋友說布農母語。因為族中八部合音的傳統,她也帶動小朋友去學合音,學各種母語歌曲。唱報戰功時,小男生一個一個站起來、舉拳、頓足、喝唸出大意是「我是某某某,打過幾頭山豬……」的英雄事蹟,小男生眼睛黑圓、聲音嘹亮,稚嫩的豪氣似乎真能把時間倒轉,把山上家園的祥雲聚攏,把桀驁的野性喚醒,把文明帶來的屈辱一掃而空……。

他是學校裡跑得最快的男生,卻常有一種不敢表現的怯意

拍戲的時候有一個一年級的小朋友特別可愛,聰明頑皮講話大舌頭卻妙語如珠,非常得大家喜愛。其實他的哥哥也來拍戲,卻沒受到太多的注意。哥哥五年級,似乎不太在意大家對弟弟的偏愛。有一天弟弟帶來連戲的衣服濕濕的,我質問哥哥「為什麼是濕的,你沒有幫他看一下喔?」「媽媽丟在水裡還沒洗,他自己撿起來,我也不知道。」我這才注意到瘦巴巴的他或許常為了弟弟被罵吧?不看人的眼睛裡有些許抗意。他是小小學校裡跑得最快的男生,卻常常有一種不敢特別表現的怯意,總是跟在其他小朋友身邊。

某天晚上拍夜戲,吃完便當還在打燈,我怕小朋友等得睏倦了,請副導領著他們在草地上玩蒙眼睛抓人的遊戲。大草地旁邊有個噴水池,我們幾個大人站在池邊以防意外。輪到小哥哥當鬼了,把他的眼睛一蒙上,他彷彿變了個人,超強的活動力充分展現。衝啊!撲啊!小朋友的笑叫聲不斷……,玩了一陣子以後,我轉身去看光打得怎麼樣了,走了三、五步,手才抬起來要召喚一個人來替我的位置,身後就傳來大吼和水聲,蒙著眼的小哥哥衝到水池裡去了!這個水池旁有一圈造景的大石頭,池深一公尺多,有水有泥……,我心想不妙,所有的人都衝到池邊,十手二十腳把他拉上來,只見他嘴唇發白全身發抖。細細從頭到腳檢查一遍,他除了腳踝很痛之外居然毫髮無傷!執行製作帶他脫下泥衣沖了澡,看他腳一著地就痛,決定帶他下山看醫生。他本來緊皺著眉頭說好,沒想到上車前當地鄰居提醒了一句是不是應該先跟家長說一聲?他忽然說他好了,不用去看醫生。他緊皺眉頭低眼不看人,十分堅持。工作人員好言相勸,他說「以前我也有這樣,然後我爸說沒事,然後給我吃一個藥就好了。」「什麼藥?」「我也不知道。」結果那天晚上送兩兄弟回家,第二天再去接他們,他的爸媽一直沒有出現。第二天執行製作逕自帶他去看醫生,照了X光。醫生說「腳後跟的骨頭有小裂痕,走路要踮著腳慢慢走,腳跟不要著地,不要跑太遠就好了」。

過幾天劇組終於有人和他爸媽碰上了面,爸媽都喝醉了,爸爸一會拍著胸脯說「應該找我來演!」,一會又搶著要工作人員用手機幫他照相,好像並沒有機會討論一下小哥哥的腳跟。某日在另一個村子,偶然碰到跑來這裡玩的兄弟倆,大家正逗他們嬉鬧著,忽然喝醉的爸爸也出現了,弟弟被叫過去罵,哥哥臉色雖然驚恐,卻一溜煙地跑走了。

腳跟就這樣了?沒有問題嗎?劇組的人常常在各自的角落看著已經又追來跑去的這個小傢伙。有的人搖頭不安,有的人搖頭感嘆他的復原能力如此驚人……,「我覺得他是故意跳下去的!」有一天,副導忽然對我說。「怎麼可能?」「真的!」「他忽然衝過來,我還來不及抓住他。他衝到水池邊還跳起來才下去的。不然他怎麼下去?」……好像也對,如果是跑過去應該會先撞到大石頭吧!……「他眼睛上的手帕沒有綁緊嗎?他看得到嗎?」「不知道,可是那時候池子這邊並沒有小朋友,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就覺得他好像玩瘋了忽然跑過來跳下去的」,我因為那一刻背對著水池什麼也沒看到,所以這段驚人的談話就簡短的結束了。(上)

想到哥哥發白的嘴唇和顫抖的樣子,我並不覺得他是故意跳下去的。但是我的確看到他一蒙上眼睛當鬼的時候,完全不像別的小朋友那樣用腳一寸一寸地往前探測,雙手胡亂瞎抓(因為眼睛蒙好後,還會被原地轉幾圈)。他是聽一兩秒聲音,就子彈一樣地衝出去了,我們還試過怎麼讓當鬼的偷看不了,所以他是真的什麼都看不到就敢衝的……然後,就像副導說的,他如果只是往水池盲目地跑過去,他應該是會先踢到,或撞到那些大石頭的。(大石頭約莫有三十公分以上的高度吧!)那麼首先他就應該有擦傷……,之後人會栽向水池吧,可是大石頭也蠻寬的,那他應該是撲倒在大石頭上,或是頭下腳上地栽到水池邊上……,所以他真的有跳過大石頭啊?……越想我就不免越驚恐想起來,這個小哥哥真的很寂寞吧?喝醉的爸媽是不是有當眾發過酒瘋讓他抬不起頭來呢?會當著別的孩子的面出手教訓他嗎?弟弟是這麼人見人愛,他真的樂於隱身其後嗎(我們第一次去學校拜訪時,矮冬瓜弟弟光報自己的綽號,一屋子老師和同學全都笑了,輪到小哥哥站起來,他只說我是某某人的哥哥,大家的眼光就移往下一個人了。)?爸媽宿醉不醒,或是連著幾天不在家的日子,飯怎麼吃?沒有乾淨的衣服時要怎麼穿?功課不會怎麼寫怎麼交?當眾被修理時的難堪要怎麼化解?他有教過弟弟嗎?……是不是眼睛一蒙起來,他就可以忘記別人看他的眼光,就可以完全放縱體內那個體能超強的十二歲男子漢!他應該不是偷看到我轉身走了故意衝過去的,要不然他不會嚇成那樣,他是覺得有人會抓住他吧?那麼是「感應」到大石頭,或是別人的驚叫加上本能的直覺讓他瞬間跳起來的嗎?……,這個布農族擅跑的孩子是真的可以長成一個手擒山羌,力搏野豬、黑熊的戰將的吧?!或者手持番刀奔跑在原始林及山稜線上和有車有槍砲的部隊作戰……,或者在深谷溪澗裡射著魚,然後忽然抬頭,看到梅花鹿靜靜的站在霧裡……,我沒敢問他,我問了另外一個比他大的孩子,「你長大會喝酒醉嗎?」他先是皺眉搖了搖頭,可是隨即又看了我一眼,好像已經失貞了那樣老成地撇嘴笑笑,「不知道,不一定」……誰來保護這些小戰將呢?

「唉啊!想太多,他怎麼可能自己跳下去……」對啦!應該也是不可能吧!應該是沒有這回事的……,這個結論在我心裡反覆了幾百遍。

不存在的事情往往這樣莫名其妙地佔著很大的份量。


《45 度C天空下》連續劇的拍攝,我們從《愛呆西非連加恩》這本書出發,卻走到許多看不見的傷痛縫隙裡去。本書作者溫郁芳看到有時人心因為天真、敏感、多情,反而容易沉淪,並試圖探尋救贖的可能。謹此以人心的探險與讀者分享,並特別要請加恩和他的讀者們諒解改編的幅度。(下)

民進黨的明天 「無需阿扁」

Posted: 2005/12/07 by su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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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詩萍/作家、資深媒體人(台北市)

此刻,絕對該是「新民進黨論述」登台的最好時機。縣市長選舉退守六縣市,「台灣之子」阿扁的傳奇幻滅,黨內接班四大天王紛紛折翼、受傷嚴重,連看好的青壯代學運領袖都在選戰裡中箭落馬。要說此刻,只須安定、只要團結,而非民進黨重新定位的關鍵時刻,那民進黨就真的沒有明天了。

國民黨勝選後,馬英九說得很謙虛,卻說到骨子裡,「民進黨是被自己打敗的」。但馬英九說得太客氣,事實上,民進黨在「被自己打敗」的當中,有絕大部份是「被阿扁打敗的」。民進黨能中央執政,風光一時,又能在縣市長選舉敗得如此之慘,的確「成也阿扁,輸也阿扁」。

若仔細回顧阿扁的竄起,可以發現,阿扁的聲望是牽動著民進黨的選舉成績單的。阿扁的台北市長幹得輝煌,他旋風式的全台助選,不但為民進黨打下一九九七年縣市長選戰極輝煌的戰果,也為他日後「輸掉市長,贏得總統」舖下了雄厚基礎。二○○○年政黨輪替後,「台灣之子」阿扁的「新中間路線」清新訴求,替他爭取到民調七成五的滿意度,這是阿扁政治事業最高峰。隔年的立委選戰,民進黨順勢成為國會第一大黨。

然而,阿扁個人政治聲望的高峰,到此止步。「八掌溪事件」與「核四停建」,如今看來,恰如兩起「政治隱喻」,前者意味著政府效能失靈,反應遲鈍;後者象徵了民進黨只會「翻舊帳」,不會「往前走」。二○○四年阿扁即使艱苦贏得連任,必須注意,同年底的立委選舉,藍軍卻扳回一城,綠軍依然無法在國會過半。

可惜的是,他沒覺悟。拚經濟,成口號;搞選舉呢,依然玩弄族群議題帶頭噴口水;講廉潔呢,第一家庭不時涉及、捲入金權疑雲;說效能呢,民進黨籍的三任閣揆,表現好的,亦只能說差強人意,差的就更是弊案纏身,無暇他顧了!

作為一位領袖,阿扁尤其糟糕的是,他把「權謀」不僅用到與在野黨的較勁上,例如「核四停建」讓連戰吃了一計悶巴掌,「扁宋會」狠狠耍了宋楚瑜;尤有甚者,他還權謀的,在黨內防謝、擋蘇,硬拉拔聲勢不如兩人的張俊雄、游錫堃。整個民進黨,要說在阿扁手上被消耗得最嚴重的,無疑是「派系民主」與「由下而上的批判精神」兩大傳統。但當阿扁嫡系羅文嘉提出「新民進黨論述」時,看看阿扁是如何酸言酸語回應的!即可知,民進黨在「敗也阿扁」的這股力道上,走向這次縣市長大選慘輸的境地,實在其來有自。

也許,很多民進黨人,都期待看到阿扁「反躬自省」。我卻認為,這是不夠的。一則,阿扁這幾年已經「透支了」他的信譽,再把民進黨二○○

八年以前僅剩的自省空間,寄託於他身上,風險實在太大。二則,民進黨已經飽嚐「成也阿扁,敗也阿扁」的教訓,「一黨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也」,民進黨理應重振「派系民主」、「論述領導」的優良傳統,在最短的期間內,為「新民進黨論述」找到新定位。

阿扁註定「跛鴨」。而國民黨的馬英九,已經用行動力與選戰實質斬獲,把「政治鐘擺」逐漸拉向藍軍。民進黨何去何從,勢必要從想像一個「無需阿扁」的新年代開始!

【2005/12/06 聯合報】

看看蒼生拜託,管他帝王將相!

Posted: by su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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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同/暨南國際大學資工系教授(新竹市)

我小的時候很怕念歷史,因為歷史上記載的老是皇帝的故事,某某皇帝去世以後,某某皇帝繼位,我就是背不出來,考試也考不好。現在國家已經沒有皇帝了,但是似乎我們仍然關心朝廷裡的大官們。

大選才過,百里侯都已定案,但是媒體上討論的仍然是大官們的出路問題,民進黨的黨主席由誰來做?總統該不該道歉?總統這幾天在做什麼?閣揆會換嗎?馬英九會和宋楚瑜見面嗎?明年,誰會出來選北高的市長?我們雖然是一個民主國家,不知何故,我們卻對大官特別有興趣。

我們在電視節目中,一定會看到有些專家在談蘇貞昌何去何從。誰都知道,蘇先生雖然暫時失業了,總不會立刻變成了窮人吧!他一定可以不愁吃不愁穿好一陣子,我們為什麼如此關心像蘇貞昌這類人呢?他們沉寂一段時間,又會東山再起的。

在大選前夕,當眾多候選人和輔選人民在台上哭成一團的時候,我們在報紙上看到一則令人心酸的消息,一位收入不高的父親,付不出三歲兒子的幼稚園學費,一再和園方協商,最後因為受不了這種欠債所帶來的痛苦,竟然自殺了。當候選人在台上流淚的時候,也有熱心的支持者在台下流淚,但又有多少人為這位低收入父親流淚呢?

選舉已過,我們都應該不要再關心候選人的出路了,我們應該將我們的眼光從這些帝王將相那裡移到天下蒼生去。我們國家有很多孩子交不出營養午餐的費用,很多孩子交不起學費,很多年輕人找不到工作,這些都是我們該關心的事,但是又有誰關心他們呢?

有一位老師寄信給我,他說他最擔心的是社會漠視社會邊緣人下一代的教育問題,他曾寫信給全國收視率最高的電視台,希望他們關注一下這個問題,但是這個電視台連回信都沒有。

當我們全心全意重視大人物的時候,我們會對於大人物該做而沒有做的事情無動於衷。我們的漁民因為不懂英文而吃了大虧,政府應該有人負責的,官員也應該有人下台的。可是媒體對這類事情卻沒有多大興趣。立法院裡,也沒有立法委員對這件事追究到底。

我們不該管誰來做大官,或者大官將來去做什麼,而應該關心政府究竟做了什麼,我們眼看這麼多的工廠移到了大陸,我們政府究竟有什麼對策?我們眼看我們的技職體系教育被解體了,我們的政府有何對策?我們眼看黑道大哥越來越囂張,在一位老大舉行葬禮的那天,居然宣布那一天是台灣和平日,試問,政府對於黑道,有何良策?

一場選舉,多少政務受到影響,現在選舉已過,朝野有沒有認真地處理國家大事呢?看來,答案是否定的。執政黨恐怕已經心灰意冷,在野黨呢?他們一定在等著執政,未來幾年,他們恐怕希望執政黨一事無成,好讓他們在下一個大選中有批評執政黨的具體證據。可憐的是天下蒼生,因為極有可能,朝野都將我們忘掉了。

我們有時說「國事如麻」,所謂國事如麻,絕非大官們的布局如何複雜,而是國家大事如何困難應付。很多年輕學子們,對於誰出來做什麼官毫無興趣,他們最關心的,卻是為什麼我們在工業上落後了韓國。更使他們憂心的是,不論選舉的結果為何,我們好像都會繼續落後下去。

在此拜託大家,我們都該不要太關心誰來治國,而應該多多注意如何治國。以目前的情形來看,有可能朝野都只對於如何打倒對方有極大的興趣,而對於如何將國家建設好,卻沒有什麼觀念。這是誰的錯,這是我們的錯,我們該不停地提醒大人物們,我們對於你們的出路毫無興趣,但我們十分關心的是:你們究竟有沒有關心我們天下蒼生。

【2005/12/06 聯合報】

酷 Cool

Posted: 2005/11/16 by sun in

【2005-11-15/聯合報/E7版/聯合副刊】
【2005-11-16/聯合報/E7版/聯合副刊】

酷COOL
酷,是個人或小團體採取的反對態度,用以表現對當權者的反抗……更簡單地說,我們視酷為永久的個人反叛的狀態……

Dick Pountain &David Robins/作 李佳純/譯
什麼叫酷?

一九九九年三月,發源於舊金山,全球最大服飾品牌、販售藍色牛仔褲給數個世代牛仔和青少年的李維.史特勞斯公司,宣布將關閉美國國內半數的工廠,並解雇六千名員工,理由為銷售數字下滑(從一九九○年至一九九八年間,李維公司的市場佔有率縮減成一半),但在這個理由之下,還有另一個原因酖酖李維的藍色牛仔褲已經不酷了。酷與不酷,何謂酷的問題不只在校園裡被討論,也是從軟性飲料、零食,到服飾、汽車、電腦等公司會議室裡的重要議題。利潤和工作機會所仰賴的,恰是對許多人而言膚淺而幼稚的特色。

構成酷的要件

到底什麼是酷?從幾個層面來看,這都是個難以回答的問題。首先出現的是本體論層面的問題:酷的本質是什麼?它是一種哲學、感覺、宗教、意識形態、人格類型、行為模式、態度、時代精神,還是一種世界觀?在此我們先不為這個問題煩太多心,把樂趣留給別人。我們反而是採取一個不時髦的天真態度,簡單地接受酷是一種現象,可以讓人一眼辨識,就從它對人類行為和文化產品酖酖語言和舞蹈、電影電視節目、書籍雜誌、音樂、服飾、繪畫、汽車、電腦或摩托車的影響看出來。我們不須仔細調查也能明白,酷不是產品固有的東西,而是存在人們對待它的態度之中。李維公司很辛苦才發現,酷不是織在他們藍色牛仔褲中的固有特質:是穿著牛仔褲的人對李維公司的看法,才讓它們變酷。不出幾年,那種看法就悄悄被吸引到凱文.克萊(Calvin Klein)和湯米.希費格(Tommy Hilfiger)這兩個廠牌去了。

根據報導,約莫是李維公司關廠的同時,該公司的行銷副總裁說了以下這句話:「年輕人要的是被同伴接受」(《紐約時報》,哈爾.艾斯班(Hal Espen)),但這句話只對了一半,且正好顯示李維公司錯得有多離譜。年輕人不只要同伴的接受,他們同時也要讓父母覺得傷風敗俗。在五○年代,讓李維變酷的是這類服裝和勞工階級的連結酖酖「藍領」一詞指的正是藍色牛仔布工作衫。在五○和六○年代時,中產階級的年輕人不穿灰色法蘭絨而穿藍色牛仔服裝,是種象徵性的反叛。然而到了九○年代,這些服裝叛逆者成了父母親後,還是穿著李維,因此他們的子女必須另找不同方式以示叛逆。

現在,我們大略可以得到一個有效定義酷的基礎。酷,是個人或小團體採取的反對態度,用以表現對當權者的反抗酖酖不管當權者是父母、教師、警察、老闆或獄卒。更簡單地說,我們視酷為永久的個人反叛的狀態。是為永久,因為酷不只是某種「經歷過的階段」(長大了就不再有),而是一旦獲得就會持續一輩子;說是個人,因為酷不是種集體政治反應,而是個人的反抗立場,它不以刺耳的標語之姿出現,而是把叛逆隱藏在諷刺的泰然自若的面罩之下。這樣的態度逐漸成為西方社會主要的人際關係,一種嶄新且不屬於宗教的德行。再也沒有人想當好人,大家只想酷,這層慾望不再限於青少年族群,而是可見於相當多的各種族群,甚至是永遠受六○年代反文化影響的五十歲以上人士。

這點帶來為酷下定義時所碰到的第二個難題,也就是它的易變性。如果酷不是物品之中固有的東西,而是人身上所固有的,那麼所謂的酷便會因時、因地、因世代而異。迫切想「將酷解碼」的李維公司行銷經理知道,他們的牛仔褲因歷史偶然而得到酷的地位,光靠廣告是無法重新奪回的。

不管在任何一個時代,對於總是害怕出糗的所有青少年而言,酷作為一種對抗手段具強烈意義,但在人們為了使自己既能成為個體、同時又可為團體接受所做的一連串冒險協商中,酷也扮演部分角色酖酖它與個體性和歸屬感以及兩者之間的張力息息相關。一旦獲得了酷,它不會很快消逝,而且既然酷的現代形式出現於五○年代,現在仍在世的至少有四個世代的人有他們自己的酖酖通常嚴重衝突的酖酖關於酷的定義。近期的研究顯示,三十歲以下的吸毒者當中,大多數人的父母在六○與七○ 年代初次接觸藥物(當時他們自己是酷的),他們現在十分困窘,不知該和子女說什麼。接下來的每一個世代都覺得「真正」的酷是純粹的而且與存在主義有關,只有他們才了解酖酖酷在他們的時代才建立起來,在五○年代的爵士酒吧,在六○年代的
嬉皮音樂節,在七○年代的龐克爆炸。構成酷的要件之一絕對包括了延長的青春期,部分成因是來自對成長的病態恐懼酖酖只要去過五十幾歲人辦的派對,看到他們隨〈Get Off of My Cloud〉起舞,就可以一瞥死之舞(danse macabre)。

在另一方面,酷也是青少年早熟的表現(尤其在性方面和對政治的譏諷)。老一點的時髦人士發現,他們在六○年代作為挑釁的行為早已數見不鮮:街上、咖啡店、電影院和舞廳裡,滿是將長髮和鼻環視為溫和社會宣言的活潑年輕人。

酷的流行文化

  獨特的服裝和髮型一直都是酷的關鍵意符,但這並不是說流行和它有全然的關係。流行是酷展現自己的場所,但穿透更深,深到有如哈姆雷特(文學中最早期的酷英雄之一)所言:「但我心裡有非外表能宣洩的悲哀。」酷不像諷刺裡可以看到的,僅僅是薄情、缺乏熱情或熱忱。酷真正的作用是在內部:在花錢購買制汗劑和湯米.希費格服裝的十七歲年輕人心裡,他喜歡鏡子裡看到的自己(但同時也和內心的恐慌對抗著,怕自己真正的感覺一旦浮現會不知所措);也同樣存在成功、時髦、被男人奴隸般虐待的年輕女人心裡。許多的現代自我意識就是由酷這個有力的心靈接著劑黏合在一起。小心翼翼培養出來的酷,能將最強烈的情感和最暴力的情緒封存在內心裡。酷在美國貧民窟的街頭文化中,就如同幫派饒舌中所頌揚的,被認為是贏得尊重的重要來源,人們不惜殺人也要維持酷。

我們很容易會將酷視為一個主要以男性為本的現象,一種年輕男性對華麗外表和情感疏離的誇張表現,但事實上更為複雜。許多五○年代的原創酷角色模範酖酖詹姆斯.迪恩、法蘭克.辛那區、馬龍.白蘭度和蒙哥馬利.克里夫酖酖都象徵了傳統陽性形象的女性化,以及與傳統男性雄風建構下理想男性角色的脫離。還有,在電影和流行音樂界,酷的女性角色模範一直有其強烈歷史傳統,從葛莉泰.嘉寶(Greta Barbo)、芭芭拉.史坦威(Barbara Stanwyck)、瑪琳.黛德麗(Marlene Dietrich)和蘿倫.畢考(Laurent Bacall)到比莉.哈樂黛(Bil-lie Holiday)、妮可(Nico)和克莉絲.海德 (Chrissie Hynde)。作為一種新的俗世美德,酷如同從前激勵男性一樣在激勵女性,從精明的電視台主管到住廉價住宅區的單親媽媽同受鼓勵。

酷目前的形式的確源起戰前的美國黑人文化,經由好萊塢電影和搖滾樂吸收傳播。然而,我們必須說明,類似現象在許多世紀以來曾在許多不同國家浮現,戰後的數十年間酷甚至明顯受到歐洲影響力的形塑,特別是英國的流行音樂和英式幽默感。

酷是一種叛逆態度,所要表達的信念是,你身處的社會主流道德觀對你沒有合理性,也不適用在你身上。它是種自給自足的、個人主義的態度,然而在定義分明的同儕團體裡,它也極度推崇友誼的價值酖酖當然,酷也努力脫離家庭關係,這種關係過於親密也太具侵略性,使得自我創造(self-invention)的空間不足。酷和享樂主義深切相關,但往往到達自我毀滅的狀態,和死亡招手:意外、自殺、或是混合兩者的模稜兩可行為(例如機車意外,或是自慰時因窒息性性快感而死)。酷曾經是叛逆者和處於劣勢的人酖酖奴隸、囚犯、政治異議者酖酖培養出來的態度,對他們來說,公開反抗引來懲罰,因此他們把反抗藏在諷刺疏離的一座牆後面,避開當權者,而不是直接去對抗它。五○年代時,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廣泛採取這種態度,酷也因此滲透到流行文化中,造成酷在今日成為一種主導的態度,甚至(或說尤其是)在坐擁財富和特權的人士之間也是如此,他們可以僅僅將酷作為一系列武器中最新型的一項來使用,用以貶損比自己「社會地位低下」的人。

酷的新仲裁者

報紙編輯和行銷部經理恬不知恥地拿酷當餌,希望難以掌握的青少年市場能上鉤。在英國,很少有讀者不會注意到近年來的嚴肅報紙酖酖《泰晤士報》(The Times)、《電訊報》(The Tele-graph)、《觀察家報》(The Observer)、《獨立報》(The Independednt)和《衛報》(The Guardian)發生了非比尋常的轉變,差不多已經讓各報變得面貌全非了。當電視取代報紙成為傳播新聞事件的要角,這些「嚴肅」的報紙現在賣的是生活形態和輿論,從時尚和流行報界找來大量專欄作家與編輯,以對於凱旋前進的酷提供「可靠」報導。類似的趨勢可見於電視節目本身,以至於一位九○年代的媒體總裁(他在同事間的稱號是「酷王」)據說在委任節目製作時,完全只考慮節目是否能讓他的電視台呈現合適的時髦(Hip)形象。目前證據顯示,這類策略並無法阻止報紙銷售量下滑及讀者人數減少的命運。

一九九七年新勞工黨政府(New Labour Government)的選舉,讓這些報紙專欄作家對於輕率炮製出來的「酷不列顛」的概念採取支持或是炮轟的立場,兩者對戰的方式就是盡可能把酷的雙關語放進新聞標題裡。某家報社甚至把酷選為「年度風雲字眼」。浮誇的雜誌把這個字濫用在封面裡,以利用其「安慰人心」的效應,大肆誇示只要花二點五英鎊,你就可以身為圈內人。還有一些較深思熟慮的評論家,試圖打一場無望的戰鬥。英國電視評論家戴斯蒙.克利斯帝(Desmond Christy)諷刺地抱怨道(《衛報》,一九九七年七月三日):「假使你不用『酷』這個字作為你對許多問題和情境的回答,你就不太能在媒體找到工作。(Christy, 1999)以下是幾個例子:『你認為昨天的〈X檔案〉如何?』回答:『酷。』『我投給新勞工黨。』回答:『酷。』你很快就能學得竅門,讓你再也不怕沒有東西好說。」《獨立報周日版》曾經刊登過一個愚昧的專欄「真正酷指南」,以攻擊「酷不列顛」的反對者:「酷當然很重要,」文章裡愚蠢地說:「酷是我們一切嚮往的總和。酷不是一個影像、一種觀看、說話或行事方式。酷是一種存在。」這句話激怒《衛報》回敬了一篇〈酷的迷思〉,表示酷是一種行銷陰謀,由英國唱片公司與某美國冰淇淋公司合夥幻想出來。這些新聞界的扭曲雖然引人發笑,但卻不能幫助我們了解酷到底代表了什麼。 (上)



1998年英國健康教育海報中毀於海洛因的年輕人。因為年輕族群四處搜尋這張海報,以便掛在自己的臥房裡,結果海報不得不被撤換。


劇作家布萊希特(Bertholt Brecht)是忠誠的共產黨員,也是玩世不恭的諷世者,被視為兩次大戰之間「酷的原型」。


如果酷是人與生固有的特質,而不存在物件本身,那麼何謂酷便因時、因地、因世代而異。右圖為丹尼.鮑依導演,1996年的影片《猜火車》。


酷的個性

我們主張酷是一種態度或個性,在很多不同歷史時代、不同社會裡浮現,它提供了不同社會功能,但還是可以就三個核心人格特質被認出來,也就是自戀,諷刺的疏離,以及享樂主義。

自戀的意思是對自我過度崇拜,尤其是個人外表,它會讓人產生一種感覺,以為世界繞著你轉並分享你的喜怒哀樂。在最正面的情況下,這種自戀是種有益的自我頌揚,甚至是在較為負面的表現形式下,自戀可以助人有效地去適應令自尊受傷的壓迫性情境。這類情境似乎不只包括了明顯的貧窮經驗、政治鎮壓和暴政,甚至也存在可見於開發國家之崇拜名人的消費者民主政體。當然,對任何清教徒文化而言,自戀似乎是虛榮之罪。

諷刺的疏離就是隱藏個人感覺、表現出相反感情的詭計,例如,面對危險時假裝不勝其煩,或面對羞辱時假裝覺得有趣。哲學家分辨出諷刺的幾種類型,包括蘇格拉底式的諷刺,就是不把全部的意思說出來,讓對手誤以為可以放鬆警戒,事實上卻一擊攻進對方的論點;還有浪漫式(Romantic)諷刺,也就是對所有事物的確實性抱持全然的懷疑態度(以尼采的格言為例)。酷的諷刺帶有這兩種意義,讓它在攻防時既是有效的口語武器,在維護保護性的酷個性上也格外重要。諷刺讓人猛烈進攻,但表面上又維持文明的樣子,美國黑人傳統裡以「欺騙性」語言來和白人威權角色說話,把從屬關係誇張到一種程度,變成了侮慢。

享樂主義比較無須贅言,但也許須要指出酷的享樂主義比較傾向俗世、冒險、甚至狂歡,而非愉快的快樂。在最簡單的狀況下,酷的享樂主義就是被美國憲法奉為神聖使命的對快樂的追求,由托克維爾(de Tocqueville)傳神描述為「一種對肉體滿足的熱愛,所謂讓一個人狀況更好的概念,競爭帶來的刺激感,預期中成功的吸引力。」然而,早在佛洛依德之前,從莎士比亞到巴爾扎克的藝術家已經了解到,人們對於快樂的追求很少是單純的。

在某方面而言,酷似乎是競爭的對立面酖酖漠不關心、冷靜地拒絕參與人類的遊戲規則酖酖事實上它卻是隱藏了驚人競爭本能的膚淺姿態。有關酷競爭的這一面,最明顯的就是在性征服方面,緊接在後的便是服裝方面。如果有任何一位讀者懷疑這個矛盾的真實性,或是難以了解其極端之處,他們可以思考一個特別的範例酖酖所有遊戲裡面最酷的一種,撲克,是由數個人以一疊紙牌為工具來競相比酷,目的是在經濟上和心理上征服對方。

在此,我們不會把酷當作具有特別政治內涵的意識形態;相反地,在不同的時代,酷本身曾與許多目標和信條攀附上關係,種類之多令人大感不解,從牛仔大男人氣概到動物權,從和平主義到恐怖主義,以及從熱中於自由市場到反資本主義的無政府主義。在如此歧異的表現形式背後,我們還是可以辨認出酷的倫理以及應用到的美學。舉一個表面上彷彿無關緊要的姿態來說好了,太陽下山以後還戴著太陽眼鏡。無論配戴者是電影明星、搖滾歌手、在伊比扎島徘徊找性伴侶的十八歲年輕人、都市游擊隊員或是拉丁美洲獨裁者,這個姿態都傳達出疏離和自戀所蘊含的意義。(下)

誠品敦南店的三倍大 誠品信義店自許閱讀博物館

Posted: 2005/11/12 by sun in

【2005-11-12/聯合報/C6版/文化】
敦南店三倍大
誠品信義店自許閱讀博物館

記者陳宛茜/台北報導

今年跨年夜,台灣最大的書店陪你倒數計時!誠品書店創辦人吳清友宣布總面積達7500坪的誠品信義旗艦店,將於12月16日試賣,明年元旦凌晨零時正式開幕並舉辦跨年派對。

12月16日 開始試賣

今年6月,誠品打敗強敵SOGO百貨集團,拿下信義計畫區統一國際大樓的經營權。誠品重新打造該大樓地下2樓到地上6樓共8個樓層,變身為「誠品信義旗艦店」,面積是是目前誠品敦南旗艦店的3倍大。吳清友形容它是「百貨零售業的新模式」,更是「台灣望向世界的一個文化窗口」。

誠品執行副總廖美立表示,誠品信義旗艦店包括書店、兒童館、美食廣場、流行廣場、風尚館、文化廣場等,其中位於2到4樓的誠品書店面積達2500坪,5樓的兒童書店則有500坪,書店面積共3000坪,藏書30萬種共百萬冊,預計每年吸引1000萬人次的讀者,不論面積、藏書量都是「台灣第一」。

簡體館 全台最壯觀

綜合書店區包括歷史武俠館、簡體館、詩廊、政府出版品館、理工館、飲食館、偵探推理館、圖像閱讀館,其中簡體館、理工館、參考書館都是誠品第一次設主題館。180坪、擁有121個書櫃的簡體館,更是全台最大的簡體字書店。兒童書店則仿歐美設「兒童博物館」,裡頭有「便利超商」、「主播台」等各種生活情境,讓小讀者從「角色扮演」中獲取生活知識。

關門時間 凌晨兩點

台灣出書量過高,擠壓新書「面對讀者」的時間與空間。吳清友表示,信義旗艦店將積極扮演出版社與讀者之間的溝通平台,增加新書在書店擺放的時間與空間。雖不是24小時書店,信義旗艦店的營業時間仍比一般書店長,關門時間是凌晨兩點。新書平台區一次可擺放新書1200種,為敦南店的3倍,退書周期也從120天延長到150天。

磨石地板 凸顯台味

吳清友形容信義旗艦店為「閱讀博物館」,不論空間、藏書都呈現博物館的博大、精緻氛圍。他找來長期合作的建築師陳瑞憲設計書店空間,為了凸顯台灣特色,運用大量台灣本土建築元素如磨石地板,卻又不失現代感。

據悉,誠品信義旗艦店光是裝修費便高達6億,加上1億元押金和2億元的庫存書費,以及不低的租金,財務負擔相當沉重。但吳清友信心滿滿表示「第一年便會賺錢」,他估計首年營業額便會超過12億。

扁批檢調 勾結立委 檢察官轟扁「強姦司法」

Posted: by sun in

【2005-11-09/聯合報/A3版/焦點】

扁批檢調 勾結立委
檢察官轟扁「強姦司法」
法務部查賄部落格 林秀濤:扁把檢察官當白痴耍 檢協聲明對扁說法錯愕

記者何祥裕/台北報導

陳總統日前在選舉造勢場合稱有偵辦高捷案的檢調人員「勾結」立委洩密,引起檢察官反彈。

「中華民國檢察官協會」昨天發表聲明說,陳總統之言使他們深感錯愕;在法務部官網「查賄部落格」中,有檢察官以「強姦司法的總統」為文,批總統此舉豈非把檢察官們當白痴耍猴戲。

有四百多名現任檢察官會員的中華民國檢察官協會發表聲明說,陳總統「語出驚人」,令他們深感錯愕,「也憂心數十年來檢察官在工作上兢兢業業的努力營造,連同司法公信,會因為總統的臆測再次受到人民質疑。」

檢協會表示,「偵查不公開」一直是全體檢察官崇奉的正當法律程序之一;關於高捷弊案,因為偵查內容不宜公開,導致社會大眾對於偵辦進度落後的質疑,而部分人士的相繼爆料,是否真有洩密情事,大可查辦。

檢協會認為,但若是藉由選舉語言不當剪輯,附和爆料,重創司法威信,檢察官們深不以為然;「明法制、去私恩」是檢察官對人民的許諾,亟盼掌握權柄的大員能體諒。

近日法務部官方網站中開闢「查賄部落格」,讓檢察官可以自己開闢部落格與民眾溝通,其中台灣高檢署檢察官林秀濤以「強姦司法的總統」為主題,痛批總統的「檢調勾結民代」說,成為所有部落格中點閱率與回應最多的部落格。

林秀濤在文中指出,總統六日在台中助選時的「檢調勾結民代」話語,讓人覺得這次查賄像師出無名,因此查到國民黨的統統不算數,查到民進黨的都是司法迫害;為何司法普遍不受尊重,因為連總統都這樣說,更何況升斗小民?而那些任勞任怨的小檢察官們,豈不是都是白痴耍猴戲,還查什麼賄?

重讀王造時《怎樣打倒貪汙?》

Posted: 2005/11/11 by sun in

重讀王造時《怎樣打倒貪汙?》
台灣政治上的防腐機制很健全,但貪瀆程度卻高得驚人。為什麼?怎麼辦?

龔濟/新聞從業人員(台北市)

王造時一九三○年代在英國,聽到有人說:「政府就是有組織的強盜集團」。回國後,對照當時的時局與政風,寫了一篇文章《怎樣打倒貪汙?》由於他的社會地位與聲名,再加上人民對清明政治的渴望,這篇「切中時弊」的文章頗引起注意。

王造時,一九○二年生,江西人,一九二五年畢業於清華學校高等科,留學美國,在威斯康辛大學攻讀政治學,得碩士、博士學位。一九二八年自美赴英,在倫敦大學研究。一九三○年經蘇聯返國,受聘為上海光華大學文學院長兼政治系主任,發表一百多篇論文並出版不少著作與譯作。九一八事變,王造時發起組織上海各大學教授救國會,支持十九路軍和淞滬抗戰,與宋慶齡、魯迅等人組成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並創辦《自由論壇》雜誌,批判國民黨的貪汙與腐化。一九三六年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他當選執行委員,被國民黨逮捕,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

中共建政後,王造時的政治態度又不容於這個新政府,一九五七年被「欽定」為「大右派」,歷經磨難。文革時又以「反革命」罪入獄,一九七一年終被折磨而死。

王造時在《怎樣打倒貪汙》那篇文章中說:「私人做強盜,不過幾個人偷偷摸摸,懷著手槍,攔路行劫,或闖入人家,捲取些金銀財物而已;被軍警捉住之後,不是永遠監禁,便是槍斃砍頭。若官吏要做強盜,那就不同了。他們有軍警做工具,有法律做護符,上有頭目,下有嘍囉;全個政府變成強盜機關。他們的掠奪,是有組織的;他們的榨取,是有系統的;他們的勢力,是籠罩全國的。你要反抗,他們有得是子彈給你吃;有得是監獄給你坐。他們所搶的數目,又何止數十百千萬!」

所以王造時號召民眾起來制裁貪官汙吏。他指出:「他們把我們小百姓當作告朔的餼羊,何曾認識我們是他們的主人?這種情形若不改變,什麼主義都談不上,什麼主張都行不通。我們國民不起來打倒貪汙,恐怕沒有安生的機會;政府自己不設法肅清貪汙,恐怕政治生命真要『壽終正寢』。」

王造時認為貪汙的成因有五:一、文官制度不健全,官吏任期無保障,且不透過考試甄選人才。二、公務員待遇太低,也無退休養老制度。三、法律對貪瀆者懲罰太輕,不能發生警惕效果。四、輿論監督力量不足,貪官沒有公議制裁。五、國家尚未建立民主制度,行政部門沒有議會的審查、制衡。

這是國內當時的情形。但是六十年後的台灣,上述制度上的缺失,今天可說一項也沒有。以言公務人員的服務條件,有任用法、考試法、俸給法,待遇中上,退休養老都有保障。以言對貪汙的處罰,依《貪汙治罪條例》所定,最重者可判無期徒刑。以言輿論,台灣新聞事業相當發達,在政府胡蘿蔔與棒子的兩手策略之下,仍有不少媒體本於社會責任及道德良心,堅持揭發和批評政府的違失。以言民主制度,在五權憲政體制下,除立法院和司法院之外,我們較之一般行憲國家還多了考試院和監察院,對行政部門的監督不能說不夠嚴密。

但是,在台灣的這個中央政府,其弊端之多,貪風之盛,已到了使人咋舌的程度。我們要問:既然防貪的圍牆一層又一層,為什麼沒有效果?原來民進黨政府操作政治有一套特殊手法:能控制的司法、考試和監察系統都徹底掌握,使成為御用工具;不能完全掌控的立法機關和新聞機構,則以不理會對待之。對國會和媒體的質詢與評論,完全漠視與鄙夷。當「法院是民進黨開的」,監察委員是總統派的,五權至少缺了三個半,部分立委和記者「吵吵鬧鬧」,豈奈我何?

民主制度對政府的制衡機制有二,一是分權,一是公民投票決定執政者進退。現在台灣的政治,分權制已告失敗,剩下就是由公民決定是否換政府了。

台灣選民已換了一次政府,當然可能有第二次、第三次……。很多人不關心藍綠,只是認為,必須政黨輪替四、五次以上,台灣才可望走上真正的、健全的民主大道。

【2005-11-10/聯合報/A15版/民意論壇】

How Breweth Java With Jesus

Posted: 2005/11/08 by sun in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3, 2005]
How Breweth Java With Jesus
By DAMIEN CAVE



STARBUCKS coffee cups will soon be emblazoned with a religious quotation from Rick Warren, the best-selling author and pastor, which includes the line, "You were made by God and for God, and until you understand that, life will never make sense."

Meanwhile, hipster havens like Urban Outfitters have made a mint selling T-shirts declaring "Jesus Is My Homeboy." Alaska Airlines distributes cards quoting Bible verses, and at least 100 cities now have phone directories for Christian businesses.

Clearly, business owners have sensed a market opportunity.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it's a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The way in which religion allows itself to be reshaped by the larger culture, including markets, allows it to prosper and do well, but it also clearly changes its core values," said Charles Ess, a professor of religion at Drury University in Springfield, Mo. "The oldest Christians sold all their goods and shared them in common. They didn't shop and launch marketing campaigns."

Then again, Christianity seems to have done quite well by mixing worship and commerce. "Religion is like yeast in dough," said Michael Novak, a theologian at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It's in every part of life, so for it to show up everywhere is only natural - in commerce, politics, sports, labor unions and so on and so forth."

Not that the intermingling of faith and commerce is anything new. Christians have always used all available means and venues to spread the gospel.

"Jesus taught in the temple and the marketplace," Mr. Warren, the author of the blockbuster "The Purpose Driven Life," said in an interview.

When those with political power signed on, the intermingling of faith and commerce became official. The Roman emperor Constantine I may have started it all by converting to Christianity in the early fourth century. His epiphany led to the official sanctioning of the religion, transforming Christians from a persecuted minority to an honored elite. Overt expression of faith became a tool for getting ahead.

"If the empire is Christian and you're seeking power or success, well, you join the church," Professor Ess said. "Once it becomes a mainstream tradition, people join for all kinds of reasons."

"Since that time," he added, "the Christian church has been fairly savvy about the mix of power and faith."

Western history is rich with examples of the church-commerce concoction. In the 1800's, the image of Pope Leo XIII appeared on posters for Vin Mariani, a wine with cocaine that was a precursor to Coca-Cola. The pope honored the drink with a medal to show his appreciation for its effervescence.

In the England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ethodism and Wedgwood pottery spread from the same kiln. John Wesley and Josiah Wedgwood were friends and fellow Christians who joined forces in what might be described as cross-platform marketing.

"Wedgwood built its global pottery industry by selling little statuettes of John Wesley and the other superstar preachers of the day," said Philip Jenkins author of "The Next Christendom: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 "British capitalism was built on religious marketing - well, maybe."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United States, businesses, for the most part, did not use religion to sell products. They lacked the technology for mass production, and the Puritan influence helped forge an opposition to showiness or material embellishment.

And according to Robert W. Fogel, a Nobel-winning econom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public largely assumed that prominent businessmen were devout. Many were educated in universities that focused on theology. Their products did not reflect their beliefs because their lives did.

"John D. Rockefeller is a classic example," said Mr. Fogel, author of "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 and the Future of Egalitarianism." "All of his life, he gave 10 percent of his income to the Baptist Church."

From World War I to the 1950's, the nation became more secular, Mr. Fogel said, while the business of advertising and mass production rose. The advertisers sought to woo everyone, regardless of creed, and so avoided Christian themes.

In parts of the country, however, there was still a feeling that a business owner ought to be a devout Christian, and those who were not, like Jewish executives in Hollywood, often felt pressure to make a public show of addressing that expectation.

"That's why films in the 1940's show all Catholic priests as supermen," Mr. Jenkins said. "That may be the best example of intimidation, which of course only works when the assumption is that some businessmen are not good Christians. The more people assume that business is secular humanist liberal - e.g., by giving gay partner benefits - the more they may feel a need to reconcile 'people of faith.' "

And that may be position of Starbucks. It was widely criticized by evangelical Christian groups last summer after its cups included a quote from the writer Armistead Maupin that said, "My only regret about being gay is that I repressed it for so long."

Robert H. Knight, director of the Culture and Family Institute, one of the conservative groups that led the charge, said the company's support for liberal causes made it an obvious target.

"Starbucks has long served up a New Age secular worldview," he said. "It's about time that they acknowledged that 90 percent of Americans believe in God and that millions of them are Christian."

Starbucks executives deny that the company was trying to placate religious groups when it decided to add Mr. Warren's quote to its cups. "We're trying to show a diversity of thought and opinion," said Anne Saunders, a senior vice president in charge of marketing. "There is not a quote that's an answer to another."

In any case, if religion is good for Starbucks, is Starbucks good for religion? Being associated with a $5 soy mocha latte may spread the word, but at what cost to the image of a heartfelt faith?

"Sometimes it's so vulgar that it's not particularly good for religion," Mr. Novak said. "But if religion is in everything, it has to be in the vulgar stuff,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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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1800's, Pope Leo XIII's image was found on posters endorsing Vin Mariani, a sparkling red wine made with cocaine. Particularly fond of the drink's effervescence, he honored the wine with a gold medal.

The Perils of the Permanent Campaign

Posted: by sun in

【中譯】
The Perils of the Permanent Campaign
Can the public live with an adminstration that is cutting corners and ignoring the details?
By JOE KLEIN
from TIME MAGZINE, Sunday, Oct. 30, 2005

On Dec. 10, 1976, a young pollster named Patrick H. Caddell submitted to President-elect Jimmy Carter a 62-page memo titled "Initial Working Paper on Political Strategy." The subject was how to govern.

"The old cliche about mistaking style for substance usually works the reverse in politics," Caddell wrote. "Too many good people have been defeated because they tried to substitute substance for style; they forgot to give the public the kind of visible signals that it needs to understand what is happening." Caddell then made some famous suggestions about ways Carter could sell his substance: by conducting a humble, informal presidency, cutting back "imperial frills and perks," giving fireside chats, wearing sweaters instead of suits.

"Essentially," Caddell wrote, "it is my thesis governing with public approval requires a continuing political campaign." ("Excellent," Carter wrote in felt pen on the cover page, and instructed his Vice President, Walter Mondale, "See me on this. J.")

Thus Caddell gave a name—the Permanent Campaign—to a political mind-set that had been developing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television age. It has proved a radical change in the nature of the presidency. Every President since Lyndon Johnson has run his Administration from a political consultant's eye view. Untold millions have been spent on polling and focus groups. Dick Morris even asked voters where Bill Clinton should go on vacation. The pressure to "win" the daily news cycle—to control the news—has overwhelmed the more reflective, statesmanlike aspects of the office.

An overcaffeinated and underdiscerning press has become complicit in the horse-race presidency. New policies are analyzed politically rather than for what they are intended to achieve. Success is measured in days and weeks—in polling blips—rather than months or years. This has been a terrible thing: Presidents need to be thinking past the horizon, as Jimmy Carter belatedly proved. Some of his best decisions—a strict monetary policy to combat inflation, a vigorous arms buildup against the Soviet threat—bore fruit years after he left office and were credited to his successor, Ronald Reagan. But then, Carter was among the worst recent Presidents as a Permanent Campaigner.

George W. Bush may be the very best. Indeed, his Administration represents the final, squalid perfection of the Permanent Campaign: a White House where almost every move is tactical, a matter of momentary politics, even decisions that involve life and death and war. That is what the Scooter Libby indictment is really all about.

It is about trying to spin a war.

Bush's White House is a conundrum, a bastion of telegenic idealism and deep cynicism. The President has proposed vast, transformational policies—the remaking of the Middle East, of Social Security, of the federal bureaucracy. But he has done so in a haphazard way, with little attention to detail or consequences. There are grand pronouncements and, yes, crusades, punctuated with marching words like evil and moral and freedom. Beneath, though, is the cynical assumption that the public doesn't care about the details—that results don't matter, corners can be cut and special favors bestowed.

Bush opposed a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then supported it as a campaign ploy—and then allowed it to be slapped together carelessly, diminish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gencies involved.

The White House proposed a massive Medicare prescription-drug plan and then flat-out misrepresented the true costs (and quietly included a windfall for drug companies). Every bit of congressional vanity spending, every last tax cut, was approved. Reagan proved that "deficits don't matter," insisted Vice President Dick Cheney.

The second terms of Presidents are notoriously dreadful, but I wonder: Has the Permanent Campaign made the problem worse because it renders the politicians more myopic? Republicans seem better at campaigns, permanent and otherwise, than Democrats. It may be that conservatives just don't take governance as seriously as liberals do, and therefore have more freedom to maneuver. Didn't Reagan say government was "the problem, not the solution"? The very notion of planning for the common good, especially long-term planning, seems vaguely ... socialist, doesn't it?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is filled with hard-charging executives but bereft of meat-and-potatoes managers. Not much priority is placed on pedestrian things like delivering the ice to New Orleans or keeping the peace in Baghdad.

Important government agencies—the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are run by political cronies or worse, by special-interest allies of the President intent on eviscerating the regulatory power of the agencies they were sent to manage. There is an arrogant slovenliness to it all that neuters the essential tenets of the conservative vision—that efficient markets are the best way to create wealth, that Democrats are puerile dreamers and Republicans adult realists.

A library will be written about the President's decision to preempt the nonexistent threat of Saddam Hussein's chemical, biological and nuclear weapons. It was a tough call, with principled arguments on both sides, and it is easy to forget now that almost everyone, even the French, believed that the weapons existed. But there was nothing principled about the Administration's failure to recognize that lethal chaos was likely to follow the invasion. There was a delusional unwillingness to plan for a guerrilla insurgency, especially on the part of Secretary of Defense Donald Rumsfeld, who vastly underestimated the number of troops necessary for the operation—and who uttered some of the most embarrassing words ever spoken by a U.S. official as anarchy took hold. "Stuff happens," Rumsfeld said, when asked about the looting in Baghdad at an April 11, 2003, press conference. "... [F]reedom's untidy, and free people are free to make mistakes and commit crimes and do bad things."

But worse, far worse, was the tendency of the White House—particularly Karl Rove's message apparatus—to see the war as part of the Permanent Campaign, as a political opportunity at first and then, as the news turned bad, as merely another issue to be massaged. There is something quite obscene about the existence of the White House Iraq Group (whig). Its job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military or political situation in Iraq; it was created to market the war and to smear the President's opponents. Rove and Libby were at the heart of this group. Their decision to ask Congress for a war resolution in September 2002, two months before the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seemed an obvious marketing ploy. Rove told Republicans that they could "go to the country with this issue," that it would reinforce the party's image as strong on defense. The simultaneous decision to take the Iraq situat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was also a campaign ploy—polls showed the vast majority of voters favored this course—and a chimera. Both Cheney and Rumsfeld were opposed to the move, and Rumsfeld pretty much ignored it: he proceeded full-speed ahead, deploying troops for a late-winter invasion.

The rush to war was followed by a rush to peace, dictated by public relations needs and wishful thinking. The President's declaration that "major combat operations" were over on May 1, 2003, after he co-piloted an airplane onto the deck of the U.S.S. Abraham Lincoln and emerged, jazzed, in a jaunty flight suit, seems almost ludicrous in retrospect. And it was accompanied by the utterly irresponsible decision of commanding General Tommy Franks to leave the theater of battle, taking with him his entire headquarters staff—including hundreds of intelligence officers.

And so we come to June 2003, the month that Scooter Libby became preoccupied with Ambassador Joseph Wilson and his wife, CIA operative Valerie Plame. TIME Magazine first used the word mess to describe the situation in Iraq in a June 9, 2003, issue headline. In the same issue, TIME wondered about what ever had happened to the "Weapons of Mass Disappearance." At about the same time, the President was told, in a classified briefing by the CIA, that the U.S.-led coalition was facing a full-blown guerrilla insurgency in Iraq. Rumsfeld foolishly continued to deny this fact for another month.

In sum, June 2003 was the month that the vexing realities of the Iraq adventure first became clear to the Bush White House. It was also the month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began to act as if the war in Iraq were a public relations problem first and a military problem second. The WMD embarrassment clearly took precedence over the need to fight the insurgency. The White House created the Iraq Survey Group, sending former arms inspector David Kay and 1,200 intelligence officers to search for the nonexistent weapons, an action that infuriated Generals John Abizaid and Ricardo Sanchez, who believed that the top priority should be figuring out who the enemy was. Bush's blithe invitation to the insurgents to "bring it on" a few weeks later was another indication that the Commander in Chief had absolutely no idea what actual combat is all about.

The refusal to acknowledge the seriousness of the insurgency, the obsession with WMD—these were political acts, campaign ploys. And so was Libby's apparent fixation on Ambassador Wilson, who was calling into question the Administration's claims of an Iraqi nuclear program. The most important rationales for the war—that the invasion would go smoothly, that the "smoking gun may come in the form of a mushroom cloud"—were disintegrating.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2004 was looming. It seems a fair indication of the West Wing's whigged-out desperation that Libby even attempted the oblique argument that Wilson was not to be trusted because his wife, a CIA analyst, had sent him to find out if Niger had sold uranium to Iraq.

But it is an even better indication of how the White House reflexively dealt with unpleasant news: destroy the messenger. Last week there was more of the same, according to a prominent Republican, who told me that the White House had sent out talking points about how to attack Brent Scowcroft after Bush the Elder'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went public with his opposition to the war in the New Yorker magazine. "I was so disgusted that I deleted the damn e-mail before I read it," the Republican said. "But that's all this White House has now: the politics of personal destruction."

Libby's grand-jury prevarications seem fairly substantial. But the real felonies o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are not criminal. They are political. They involve spinning, smearing and governmental malfeasance—the sordid tool kit of the Permanent Campaign.

永遠競選心態 治國變搶新聞

Posted: by sun in

【原文】
時代雜誌/克萊恩專欄
永遠競選心態 治國變搶新聞
美國總統詹森以降 分析新政策 以政治目的為考量 布希尤為箇中高手

朱邦賢譯

長久以來,總統執政本質已出現重大改變,專欄作家克萊恩(Joe Klein)在最新一期「時代雜誌」撰文指出,電視時代開始後,一種「永遠的競選心態」一直在發酵。從詹森以降,每位美國總統都以政治顧問眼光治國,在民調方面砸重金,連柯林頓應該到哪裡度假,都有人進行民調。政府各部會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如何搶新聞,攻占新聞版面。以下是該文摘譯: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年輕的民意調查專家卡德爾洋洋灑灑寫了六十二頁備忘錄給總統當選人卡特,題為「政治戰略初步工作報告」,教卡特如何執政。

卡特 最少搞競選的總統

卡德爾在報告中寫道:「太多好人因誤表為裡而慘遭滑鐵盧,他們忘記要提供民眾看得見的訊息。」卡德爾接著教卡特如何推銷政治理念。卡德爾建議:總統要謙遜隨和,不擺架子,不裝腔作勢,多發表爐邊談話,多穿毛衣,少穿西裝等等。卡德爾說:「執政者想贏得民心,政治活動不可或缺。」卡特深表贊同。

隨著電視時代開始,卡德爾所謂「永遠的競選心態」不斷滋長。政府各部會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搶新聞鏡頭,攻占新聞版面。分析新政策時,考量的是政治目的,而不是能不能收到預期效果。政策成敗幾天內、頂多幾周內看民調見真章,很少人想到幾個月或幾年後的事。

以卡特為例,他一些最好的決策,像實施嚴格的貨幣政策以對抗通貨膨脹;積極擴軍,以對抗前蘇聯威脅等,都在他離開白宮幾年後才開花結果,到頭來收成的卻是他的繼任者雷根。卡特可以說是近代史上最少搞競選的總統之一。

永遠在競選 政客更短視


談到永遠的競選心態,現任總統布希則是箇中高手,現在白宮每一項措施都步步為營,是策略性的,連攸關生、死、戰爭的決策都不例外。這或許也是副總統錢尼的幕僚長李比被起訴的主要原因:他為了達成攻打伊拉克的目標,不斷操弄媒體。

布希總統提出改革大計,但率性而為,包括改造中東,改革社會安全福利制度,改革聯邦官僚體制等。儘管總統夸夸而談,卻不注重細節或結果。或許居高位者也認為,反正民眾不在乎細節和後果。布希原來反對成立國土安全部,後來卻支持,因為當競選議題,成立國土安全部可以加分,但又不讓相關部會發揮功效。國會任何浮濫的開支,統統照准。副總統錢尼堅稱,雷根不是早已證明,「赤字高低,無關緊要」?

第二個總統任期通常乏善可陳。這點不禁讓人懷疑:難道因為「永遠在競選」,結果讓政客更短視,問題更惡化?雷根不是說過,「政府是繫鈴人,不是解鈴人」?所謂謀求人民福祉,尤其是謀求長治久安,聽來有點社會主義色彩。布希政府閣員多半是執行長出身,絕少引車賣漿者流。諸如「到紐奧良雪中送炭」,「到巴格達維持和平」等,在布希內閣中都是芝麻綠豆小事。保守派願景的基本信條是:有效的市場是創造財富的最佳途徑,民主黨只是幼稚的夢想家,共和黨才是成熟的務實派。

白宮將伊戰 營造成選戰

伊拉克明明沒有核生化大規模毀滅武器,布希為什麼要無中生有,再加以制裁?當初幾乎每個人,包括法國在內都相信,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武器。布希政府沒有先見之明,未能體認入侵伊拉克後,可能出現亂局。更糟的是,白宮似有意將伊拉克戰爭營造為「永遠競選」的一環。白宮最初誤以為伊拉克戰爭是政治機會,後來發現情況不妙,又將戰爭淡化成另一件尋常的政治議題。白宮有個「伊拉克小組」,小組首要工作不是尋求伊拉克問題的軍事或政治解決,而是推銷戰爭,抹黑批判總統的人士。

白宮對付伊拉克,戰也匆匆,和也匆匆。戰和之間,全看公關需求和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定。二○○三年六月九日,時代雜誌描繪伊拉克的情勢時表示,一言以蔽之,就是個「亂」(mess)字。

如今白宮核心幕僚李比已因洩密案被起訴。其實布希政府真正的大罪不在刑事層面,而在政治層面。這些罪行包括政治操作,抹黑和官員瀆職。這些全是「永遠競選心態」下所祭出的手段。

【2005-11-06/聯合報/A14版/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