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Clipping

【2005-11-15/聯合報/E7版/聯合副刊】
【2005-11-16/聯合報/E7版/聯合副刊】

酷COOL
酷，是個人或小團體採取的反對態度，用以表現對當權者的反抗……更簡單地說，我們視酷為永久的個人反叛的狀態……

Dick Pountain &David Robins／作 李佳純／譯
什麼叫酷？

一九九九年三月，發源於舊金山，全球最大服飾品牌、販售藍色牛仔褲給數個世代牛仔和青少年的李維．史特勞斯公司，宣布將關閉美國國內半數的工廠，並解雇六千名員工，理由為銷售數字下滑（從一九九○年至一九九八年間，李維公司的市場佔有率縮減成一半），但在這個理由之下，還有另一個原因酖酖李維的藍色牛仔褲已經不酷了。酷與不酷，何謂酷的問題不只在校園裡被討論，也是從軟性飲料、零食，到服飾、汽車、電腦等公司會議室裡的重要議題。利潤和工作機會所仰賴的，恰是對許多人而言膚淺而幼稚的特色。

構成酷的要件

到底什麼是酷？從幾個層面來看，這都是個難以回答的問題。首先出現的是本體論層面的問題：酷的本質是什麼？它是一種哲學、感覺、宗教、意識形態、人格類型、行為模式、態度、時代精神，還是一種世界觀？在此我們先不為這個問題煩太多心，把樂趣留給別人。我們反而是採取一個不時髦的天真態度，簡單地接受酷是一種現象，可以讓人一眼辨識，就從它對人類行為和文化產品酖酖語言和舞蹈、電影電視節目、書籍雜誌、音樂、服飾、繪畫、汽車、電腦或摩托車的影響看出來。我們不須仔細調查也能明白，酷不是產品固有的東西，而是存在人們對待它的態度之中。李維公司很辛苦才發現，酷不是織在他們藍色牛仔褲中的固有特質：是穿著牛仔褲的人對李維公司的看法，才讓它們變酷。不出幾年，那種看法就悄悄被吸引到凱文．克萊（Calvin Klein）和湯米．希費格（Tommy Hilfiger）這兩個廠牌去了。

根據報導，約莫是李維公司關廠的同時，該公司的行銷副總裁說了以下這句話：「年輕人要的是被同伴接受」（《紐約時報》，哈爾．艾斯班（Hal Espen）），但這句話只對了一半，且正好顯示李維公司錯得有多離譜。年輕人不只要同伴的接受，他們同時也要讓父母覺得傷風敗俗。在五○年代，讓李維變酷的是這類服裝和勞工階級的連結酖酖「藍領」一詞指的正是藍色牛仔布工作衫。在五○和六○年代時，中產階級的年輕人不穿灰色法蘭絨而穿藍色牛仔服裝，是種象徵性的反叛。然而到了九○年代，這些服裝叛逆者成了父母親後，還是穿著李維，因此他們的子女必須另找不同方式以示叛逆。

現在，我們大略可以得到一個有效定義酷的基礎。酷，是個人或小團體採取的反對態度，用以表現對當權者的反抗酖酖不管當權者是父母、教師、警察、老闆或獄卒。更簡單地說，我們視酷為永久的個人反叛的狀態。是為永久，因為酷不只是某種「經歷過的階段」（長大了就不再有），而是一旦獲得就會持續一輩子；說是個人，因為酷不是種集體政治反應，而是個人的反抗立場，它不以刺耳的標語之姿出現，而是把叛逆隱藏在諷刺的泰然自若的面罩之下。這樣的態度逐漸成為西方社會主要的人際關係，一種嶄新且不屬於宗教的德行。再也沒有人想當好人，大家只想酷，這層慾望不再限於青少年族群，而是可見於相當多的各種族群，甚至是永遠受六○年代反文化影響的五十歲以上人士。

這點帶來為酷下定義時所碰到的第二個難題，也就是它的易變性。如果酷不是物品之中固有的東西，而是人身上所固有的，那麼所謂的酷便會因時、因地、因世代而異。迫切想「將酷解碼」的李維公司行銷經理知道，他們的牛仔褲因歷史偶然而得到酷的地位，光靠廣告是無法重新奪回的。

不管在任何一個時代，對於總是害怕出糗的所有青少年而言，酷作為一種對抗手段具強烈意義，但在人們為了使自己既能成為個體、同時又可為團體接受所做的一連串冒險協商中，酷也扮演部分角色酖酖它與個體性和歸屬感以及兩者之間的張力息息相關。一旦獲得了酷，它不會很快消逝，而且既然酷的現代形式出現於五○年代，現在仍在世的至少有四個世代的人有他們自己的酖酖通常嚴重衝突的酖酖關於酷的定義。近期的研究顯示，三十歲以下的吸毒者當中，大多數人的父母在六○與七○ 年代初次接觸藥物（當時他們自己是酷的），他們現在十分困窘，不知該和子女說什麼。接下來的每一個世代都覺得「真正」的酷是純粹的而且與存在主義有關，只有他們才了解酖酖酷在他們的時代才建立起來，在五○年代的爵士酒吧，在六○年代的
嬉皮音樂節，在七○年代的龐克爆炸。構成酷的要件之一絕對包括了延長的青春期，部分成因是來自對成長的病態恐懼酖酖只要去過五十幾歲人辦的派對，看到他們隨〈Get Off of My Cloud〉起舞，就可以一瞥死之舞（danse macabre）。

在另一方面，酷也是青少年早熟的表現（尤其在性方面和對政治的譏諷）。老一點的時髦人士發現，他們在六○年代作為挑釁的行為早已數見不鮮：街上、咖啡店、電影院和舞廳裡，滿是將長髮和鼻環視為溫和社會宣言的活潑年輕人。

酷的流行文化

　　獨特的服裝和髮型一直都是酷的關鍵意符，但這並不是說流行和它有全然的關係。流行是酷展現自己的場所，但穿透更深，深到有如哈姆雷特（文學中最早期的酷英雄之一）所言：「但我心裡有非外表能宣洩的悲哀。」酷不像諷刺裡可以看到的，僅僅是薄情、缺乏熱情或熱忱。酷真正的作用是在內部：在花錢購買制汗劑和湯米．希費格服裝的十七歲年輕人心裡，他喜歡鏡子裡看到的自己（但同時也和內心的恐慌對抗著，怕自己真正的感覺一旦浮現會不知所措）；也同樣存在成功、時髦、被男人奴隸般虐待的年輕女人心裡。許多的現代自我意識就是由酷這個有力的心靈接著劑黏合在一起。小心翼翼培養出來的酷，能將最強烈的情感和最暴力的情緒封存在內心裡。酷在美國貧民窟的街頭文化中，就如同幫派饒舌中所頌揚的，被認為是贏得尊重的重要來源，人們不惜殺人也要維持酷。

我們很容易會將酷視為一個主要以男性為本的現象，一種年輕男性對華麗外表和情感疏離的誇張表現，但事實上更為複雜。許多五○年代的原創酷角色模範酖酖詹姆斯．迪恩、法蘭克．辛那區、馬龍．白蘭度和蒙哥馬利．克里夫酖酖都象徵了傳統陽性形象的女性化，以及與傳統男性雄風建構下理想男性角色的脫離。還有，在電影和流行音樂界，酷的女性角色模範一直有其強烈歷史傳統，從葛莉泰．嘉寶（Greta Barbo）、芭芭拉．史坦威（Barbara Stanwyck）、瑪琳．黛德麗（Marlene Dietrich）和蘿倫．畢考（Laurent Bacall）到比莉．哈樂黛（Bil-lie Holiday）、妮可（Nico）和克莉絲．海德 （Chrissie Hynde）。作為一種新的俗世美德，酷如同從前激勵男性一樣在激勵女性，從精明的電視台主管到住廉價住宅區的單親媽媽同受鼓勵。

酷目前的形式的確源起戰前的美國黑人文化，經由好萊塢電影和搖滾樂吸收傳播。然而，我們必須說明，類似現象在許多世紀以來曾在許多不同國家浮現，戰後的數十年間酷甚至明顯受到歐洲影響力的形塑，特別是英國的流行音樂和英式幽默感。

酷是一種叛逆態度，所要表達的信念是，你身處的社會主流道德觀對你沒有合理性，也不適用在你身上。它是種自給自足的、個人主義的態度，然而在定義分明的同儕團體裡，它也極度推崇友誼的價值酖酖當然，酷也努力脫離家庭關係，這種關係過於親密也太具侵略性，使得自我創造（self-invention）的空間不足。酷和享樂主義深切相關，但往往到達自我毀滅的狀態，和死亡招手：意外、自殺、或是混合兩者的模稜兩可行為（例如機車意外，或是自慰時因窒息性性快感而死）。酷曾經是叛逆者和處於劣勢的人酖酖奴隸、囚犯、政治異議者酖酖培養出來的態度，對他們來說，公開反抗引來懲罰，因此他們把反抗藏在諷刺疏離的一座牆後面，避開當權者，而不是直接去對抗它。五○年代時，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廣泛採取這種態度，酷也因此滲透到流行文化中，造成酷在今日成為一種主導的態度，甚至（或說尤其是）在坐擁財富和特權的人士之間也是如此，他們可以僅僅將酷作為一系列武器中最新型的一項來使用，用以貶損比自己「社會地位低下」的人。

酷的新仲裁者

報紙編輯和行銷部經理恬不知恥地拿酷當餌，希望難以掌握的青少年市場能上鉤。在英國，很少有讀者不會注意到近年來的嚴肅報紙酖酖《泰晤士報》（The Times）、《電訊報》（The Tele-graph）、《觀察家報》（The Observer）、《獨立報》（The Independednt）和《衛報》（The Guardian）發生了非比尋常的轉變，差不多已經讓各報變得面貌全非了。當電視取代報紙成為傳播新聞事件的要角，這些「嚴肅」的報紙現在賣的是生活形態和輿論，從時尚和流行報界找來大量專欄作家與編輯，以對於凱旋前進的酷提供「可靠」報導。類似的趨勢可見於電視節目本身，以至於一位九○年代的媒體總裁（他在同事間的稱號是「酷王」）據說在委任節目製作時，完全只考慮節目是否能讓他的電視台呈現合適的時髦（Hip）形象。目前證據顯示，這類策略並無法阻止報紙銷售量下滑及讀者人數減少的命運。

一九九七年新勞工黨政府（New Labour Government）的選舉，讓這些報紙專欄作家對於輕率炮製出來的「酷不列顛」的概念採取支持或是炮轟的立場，兩者對戰的方式就是盡可能把酷的雙關語放進新聞標題裡。某家報社甚至把酷選為「年度風雲字眼」。浮誇的雜誌把這個字濫用在封面裡，以利用其「安慰人心」的效應，大肆誇示只要花二點五英鎊，你就可以身為圈內人。還有一些較深思熟慮的評論家，試圖打一場無望的戰鬥。英國電視評論家戴斯蒙．克利斯帝（Desmond Christy）諷刺地抱怨道（《衛報》，一九九七年七月三日）：「假使你不用『酷』這個字作為你對許多問題和情境的回答，你就不太能在媒體找到工作。（Christy, 1999）以下是幾個例子：『你認為昨天的〈X檔案〉如何？』回答：『酷。』『我投給新勞工黨。』回答：『酷。』你很快就能學得竅門，讓你再也不怕沒有東西好說。」《獨立報周日版》曾經刊登過一個愚昧的專欄「真正酷指南」，以攻擊「酷不列顛」的反對者：「酷當然很重要，」文章裡愚蠢地說：「酷是我們一切嚮往的總和。酷不是一個影像、一種觀看、說話或行事方式。酷是一種存在。」這句話激怒《衛報》回敬了一篇〈酷的迷思〉，表示酷是一種行銷陰謀，由英國唱片公司與某美國冰淇淋公司合夥幻想出來。這些新聞界的扭曲雖然引人發笑，但卻不能幫助我們了解酷到底代表了什麼。 （上）

1998年英國健康教育海報中毀於海洛因的年輕人。因為年輕族群四處搜尋這張海報，以便掛在自己的臥房裡，結果海報不得不被撤換。


劇作家布萊希特（Bertholt Brecht）是忠誠的共產黨員，也是玩世不恭的諷世者，被視為兩次大戰之間「酷的原型」。


如果酷是人與生固有的特質，而不存在物件本身，那麼何謂酷便因時、因地、因世代而異。右圖為丹尼．鮑依導演，1996年的影片《猜火車》。

酷的個性

我們主張酷是一種態度或個性，在很多不同歷史時代、不同社會裡浮現，它提供了不同社會功能，但還是可以就三個核心人格特質被認出來，也就是自戀，諷刺的疏離，以及享樂主義。

自戀的意思是對自我過度崇拜，尤其是個人外表，它會讓人產生一種感覺，以為世界繞著你轉並分享你的喜怒哀樂。在最正面的情況下，這種自戀是種有益的自我頌揚，甚至是在較為負面的表現形式下，自戀可以助人有效地去適應令自尊受傷的壓迫性情境。這類情境似乎不只包括了明顯的貧窮經驗、政治鎮壓和暴政，甚至也存在可見於開發國家之崇拜名人的消費者民主政體。當然，對任何清教徒文化而言，自戀似乎是虛榮之罪。

諷刺的疏離就是隱藏個人感覺、表現出相反感情的詭計，例如，面對危險時假裝不勝其煩，或面對羞辱時假裝覺得有趣。哲學家分辨出諷刺的幾種類型，包括蘇格拉底式的諷刺，就是不把全部的意思說出來，讓對手誤以為可以放鬆警戒，事實上卻一擊攻進對方的論點；還有浪漫式(Romantic)諷刺，也就是對所有事物的確實性抱持全然的懷疑態度（以尼采的格言為例）。酷的諷刺帶有這兩種意義，讓它在攻防時既是有效的口語武器，在維護保護性的酷個性上也格外重要。諷刺讓人猛烈進攻，但表面上又維持文明的樣子，美國黑人傳統裡以「欺騙性」語言來和白人威權角色說話，把從屬關係誇張到一種程度，變成了侮慢。

享樂主義比較無須贅言，但也許須要指出酷的享樂主義比較傾向俗世、冒險、甚至狂歡，而非愉快的快樂。在最簡單的狀況下，酷的享樂主義就是被美國憲法奉為神聖使命的對快樂的追求，由托克維爾（de Tocqueville）傳神描述為「一種對肉體滿足的熱愛，所謂讓一個人狀況更好的概念，競爭帶來的刺激感，預期中成功的吸引力。」然而，早在佛洛依德之前，從莎士比亞到巴爾扎克的藝術家已經了解到，人們對於快樂的追求很少是單純的。

在某方面而言，酷似乎是競爭的對立面酖酖漠不關心、冷靜地拒絕參與人類的遊戲規則酖酖事實上它卻是隱藏了驚人競爭本能的膚淺姿態。有關酷競爭的這一面，最明顯的就是在性征服方面，緊接在後的便是服裝方面。如果有任何一位讀者懷疑這個矛盾的真實性，或是難以了解其極端之處，他們可以思考一個特別的範例酖酖所有遊戲裡面最酷的一種，撲克，是由數個人以一疊紙牌為工具來競相比酷，目的是在經濟上和心理上征服對方。

在此，我們不會把酷當作具有特別政治內涵的意識形態；相反地，在不同的時代，酷本身曾與許多目標和信條攀附上關係，種類之多令人大感不解，從牛仔大男人氣概到動物權，從和平主義到恐怖主義，以及從熱中於自由市場到反資本主義的無政府主義。在如此歧異的表現形式背後，我們還是可以辨認出酷的倫理以及應用到的美學。舉一個表面上彷彿無關緊要的姿態來說好了，太陽下山以後還戴著太陽眼鏡。無論配戴者是電影明星、搖滾歌手、在伊比扎島徘徊找性伴侶的十八歲年輕人、都市游擊隊員或是拉丁美洲獨裁者，這個姿態都傳達出疏離和自戀所蘊含的意義。（下）

【2005-11-12/聯合報/C6版/文化】
敦南店三倍大
誠品信義店自許閱讀博物館

記者陳宛茜／台北報導

今年跨年夜，台灣最大的書店陪你倒數計時！誠品書店創辦人吳清友宣布總面積達7500坪的誠品信義旗艦店，將於12月16日試賣，明年元旦凌晨零時正式開幕並舉辦跨年派對。

12月16日 開始試賣

今年6月，誠品打敗強敵SOGO百貨集團，拿下信義計畫區統一國際大樓的經營權。誠品重新打造該大樓地下2樓到地上6樓共8個樓層，變身為「誠品信義旗艦店」，面積是是目前誠品敦南旗艦店的3倍大。吳清友形容它是「百貨零售業的新模式」，更是「台灣望向世界的一個文化窗口」。

誠品執行副總廖美立表示，誠品信義旗艦店包括書店、兒童館、美食廣場、流行廣場、風尚館、文化廣場等，其中位於2到4樓的誠品書店面積達2500坪，5樓的兒童書店則有500坪，書店面積共3000坪，藏書30萬種共百萬冊，預計每年吸引1000萬人次的讀者，不論面積、藏書量都是「台灣第一」。

簡體館 全台最壯觀

綜合書店區包括歷史武俠館、簡體館、詩廊、政府出版品館、理工館、飲食館、偵探推理館、圖像閱讀館，其中簡體館、理工館、參考書館都是誠品第一次設主題館。180坪、擁有121個書櫃的簡體館，更是全台最大的簡體字書店。兒童書店則仿歐美設「兒童博物館」，裡頭有「便利超商」、「主播台」等各種生活情境，讓小讀者從「角色扮演」中獲取生活知識。

關門時間 凌晨兩點

台灣出書量過高，擠壓新書「面對讀者」的時間與空間。吳清友表示，信義旗艦店將積極扮演出版社與讀者之間的溝通平台，增加新書在書店擺放的時間與空間。雖不是24小時書店，信義旗艦店的營業時間仍比一般書店長，關門時間是凌晨兩點。新書平台區一次可擺放新書1200種，為敦南店的3倍，退書周期也從120天延長到150天。

磨石地板 凸顯台味

吳清友形容信義旗艦店為「閱讀博物館」，不論空間、藏書都呈現博物館的博大、精緻氛圍。他找來長期合作的建築師陳瑞憲設計書店空間，為了凸顯台灣特色，運用大量台灣本土建築元素如磨石地板，卻又不失現代感。

據悉，誠品信義旗艦店光是裝修費便高達6億，加上1億元押金和2億元的庫存書費，以及不低的租金，財務負擔相當沉重。但吳清友信心滿滿表示「第一年便會賺錢」，他估計首年營業額便會超過12億。

【2005-11-09/聯合報/A3版/焦點】

扁批檢調 勾結立委
檢察官轟扁「強姦司法」
法務部查賄部落格 林秀濤：扁把檢察官當白痴耍 檢協聲明對扁說法錯愕

記者何祥裕／台北報導

陳總統日前在選舉造勢場合稱有偵辦高捷案的檢調人員「勾結」立委洩密，引起檢察官反彈。

「中華民國檢察官協會」昨天發表聲明說，陳總統之言使他們深感錯愕；在法務部官網「查賄部落格」中，有檢察官以「強姦司法的總統」為文，批總統此舉豈非把檢察官們當白痴耍猴戲。

有四百多名現任檢察官會員的中華民國檢察官協會發表聲明說，陳總統「語出驚人」，令他們深感錯愕，「也憂心數十年來檢察官在工作上兢兢業業的努力營造，連同司法公信，會因為總統的臆測再次受到人民質疑。」

檢協會表示，「偵查不公開」一直是全體檢察官崇奉的正當法律程序之一；關於高捷弊案，因為偵查內容不宜公開，導致社會大眾對於偵辦進度落後的質疑，而部分人士的相繼爆料，是否真有洩密情事，大可查辦。

檢協會認為，但若是藉由選舉語言不當剪輯，附和爆料，重創司法威信，檢察官們深不以為然；「明法制、去私恩」是檢察官對人民的許諾，亟盼掌握權柄的大員能體諒。

近日法務部官方網站中開闢「查賄部落格」，讓檢察官可以自己開闢部落格與民眾溝通，其中台灣高檢署檢察官林秀濤以「強姦司法的總統」為主題，痛批總統的「檢調勾結民代」說，成為所有部落格中點閱率與回應最多的部落格。

林秀濤在文中指出，總統六日在台中助選時的「檢調勾結民代」話語，讓人覺得這次查賄像師出無名，因此查到國民黨的統統不算數，查到民進黨的都是司法迫害；為何司法普遍不受尊重，因為連總統都這樣說，更何況升斗小民？而那些任勞任怨的小檢察官們，豈不是都是白痴耍猴戲，還查什麼賄？

重讀王造時《怎樣打倒貪汙？》
台灣政治上的防腐機制很健全，但貪瀆程度卻高得驚人。為什麼？怎麼辦？

龔濟／新聞從業人員（台北市）

王造時一九三○年代在英國，聽到有人說：「政府就是有組織的強盜集團」。回國後，對照當時的時局與政風，寫了一篇文章《怎樣打倒貪汙？》由於他的社會地位與聲名，再加上人民對清明政治的渴望，這篇「切中時弊」的文章頗引起注意。

王造時，一九○二年生，江西人，一九二五年畢業於清華學校高等科，留學美國，在威斯康辛大學攻讀政治學，得碩士、博士學位。一九二八年自美赴英，在倫敦大學研究。一九三○年經蘇聯返國，受聘為上海光華大學文學院長兼政治系主任，發表一百多篇論文並出版不少著作與譯作。九一八事變，王造時發起組織上海各大學教授救國會，支持十九路軍和淞滬抗戰，與宋慶齡、魯迅等人組成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並創辦《自由論壇》雜誌，批判國民黨的貪汙與腐化。一九三六年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他當選執行委員，被國民黨逮捕，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

中共建政後，王造時的政治態度又不容於這個新政府，一九五七年被「欽定」為「大右派」，歷經磨難。文革時又以「反革命」罪入獄，一九七一年終被折磨而死。

王造時在《怎樣打倒貪汙》那篇文章中說：「私人做強盜，不過幾個人偷偷摸摸，懷著手槍，攔路行劫，或闖入人家，捲取些金銀財物而已；被軍警捉住之後，不是永遠監禁，便是槍斃砍頭。若官吏要做強盜，那就不同了。他們有軍警做工具，有法律做護符，上有頭目，下有嘍囉；全個政府變成強盜機關。他們的掠奪，是有組織的；他們的榨取，是有系統的；他們的勢力，是籠罩全國的。你要反抗，他們有得是子彈給你吃；有得是監獄給你坐。他們所搶的數目，又何止數十百千萬！」

所以王造時號召民眾起來制裁貪官汙吏。他指出：「他們把我們小百姓當作告朔的餼羊，何曾認識我們是他們的主人？這種情形若不改變，什麼主義都談不上，什麼主張都行不通。我們國民不起來打倒貪汙，恐怕沒有安生的機會；政府自己不設法肅清貪汙，恐怕政治生命真要『壽終正寢』。」

王造時認為貪汙的成因有五：一、文官制度不健全，官吏任期無保障，且不透過考試甄選人才。二、公務員待遇太低，也無退休養老制度。三、法律對貪瀆者懲罰太輕，不能發生警惕效果。四、輿論監督力量不足，貪官沒有公議制裁。五、國家尚未建立民主制度，行政部門沒有議會的審查、制衡。

這是國內當時的情形。但是六十年後的台灣，上述制度上的缺失，今天可說一項也沒有。以言公務人員的服務條件，有任用法、考試法、俸給法，待遇中上，退休養老都有保障。以言對貪汙的處罰，依《貪汙治罪條例》所定，最重者可判無期徒刑。以言輿論，台灣新聞事業相當發達，在政府胡蘿蔔與棒子的兩手策略之下，仍有不少媒體本於社會責任及道德良心，堅持揭發和批評政府的違失。以言民主制度，在五權憲政體制下，除立法院和司法院之外，我們較之一般行憲國家還多了考試院和監察院，對行政部門的監督不能說不夠嚴密。

但是，在台灣的這個中央政府，其弊端之多，貪風之盛，已到了使人咋舌的程度。我們要問：既然防貪的圍牆一層又一層，為什麼沒有效果？原來民進黨政府操作政治有一套特殊手法：能控制的司法、考試和監察系統都徹底掌握，使成為御用工具；不能完全掌控的立法機關和新聞機構，則以不理會對待之。對國會和媒體的質詢與評論，完全漠視與鄙夷。當「法院是民進黨開的」，監察委員是總統派的，五權至少缺了三個半，部分立委和記者「吵吵鬧鬧」，豈奈我何？

民主制度對政府的制衡機制有二，一是分權，一是公民投票決定執政者進退。現在台灣的政治，分權制已告失敗，剩下就是由公民決定是否換政府了。

台灣選民已換了一次政府，當然可能有第二次、第三次……。很多人不關心藍綠，只是認為，必須政黨輪替四、五次以上，台灣才可望走上真正的、健全的民主大道。

【2005-11-10/聯合報/A15版/民意論壇】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3, 2005]
How Breweth Java With Jesus
By DAMIEN CAVE



STARBUCKS coffee cups will soon be emblazoned with a religious quotation from Rick Warren, the best-selling author and pastor, which includes the line, "You were made by God and for God, and until you understand that, life will never make sense."

Meanwhile, hipster havens like Urban Outfitters have made a mint selling T-shirts declaring "Jesus Is My Homeboy." Alaska Airlines distributes cards quoting Bible verses, and at least 100 cities now have phone directories for Christian businesses.

Clearly, business owners have sensed a market opportunity.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it's a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The way in which religion allows itself to be reshaped by the larger culture, including markets, allows it to prosper and do well, but it also clearly changes its core values," said Charles Ess, a professor of religion at Drury University in Springfield, Mo. "The oldest Christians sold all their goods and shared them in common. They didn't shop and launch marketing campaigns."

Then again, Christianity seems to have done quite well by mixing worship and commerce. "Religion is like yeast in dough," said Michael Novak, a theologian at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It's in every part of life, so for it to show up everywhere is only natural - in commerce, politics, sports, labor unions and so on and so forth."

Not that the intermingling of faith and commerce is anything new. Christians have always used all available means and venues to spread the gospel.

"Jesus taught in the temple and the marketplace," Mr. Warren, the author of the blockbuster "The Purpose Driven Life," said in an interview.

When those with political power signed on, the intermingling of faith and commerce became official. The Roman emperor Constantine I may have started it all by converting to Christianity in the early fourth century. His epiphany led to the official sanctioning of the religion, transforming Christians from a persecuted minority to an honored elite. Overt expression of faith became a tool for getting ahead.

"If the empire is Christian and you're seeking power or success, well, you join the church," Professor Ess said. "Once it becomes a mainstream tradition, people join for all kinds of reasons."

"Since that time," he added, "the Christian church has been fairly savvy about the mix of power and faith."

Western history is rich with examples of the church-commerce concoction. In the 1800's, the image of Pope Leo XIII appeared on posters for Vin Mariani, a wine with cocaine that was a precursor to Coca-Cola. The pope honored the drink with a medal to show his appreciation for its effervescence.

In the England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ethodism and Wedgwood pottery spread from the same kiln. John Wesley and Josiah Wedgwood were friends and fellow Christians who joined forces in what might be described as cross-platform marketing.

"Wedgwood built its global pottery industry by selling little statuettes of John Wesley and the other superstar preachers of the day," said Philip Jenkins author of "The Next Christendom: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 "British capitalism was built on religious marketing - well, maybe."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United States, businesses, for the most part, did not use religion to sell products. They lacked the technology for mass production, and the Puritan influence helped forge an opposition to showiness or material embellishment.

And according to Robert W. Fogel, a Nobel-winning econom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public largely assumed that prominent businessmen were devout. Many were educated in universities that focused on theology. Their products did not reflect their beliefs because their lives did.

"John D. Rockefeller is a classic example," said Mr. Fogel, author of "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 and the Future of Egalitarianism." "All of his life, he gave 10 percent of his income to the Baptist Church."

From World War I to the 1950's, the nation became more secular, Mr. Fogel said, while the business of advertising and mass production rose. The advertisers sought to woo everyone, regardless of creed, and so avoided Christian themes.

In parts of the country, however, there was still a feeling that a business owner ought to be a devout Christian, and those who were not, like Jewish executives in Hollywood, often felt pressure to make a public show of addressing that expectation.

"That's why films in the 1940's show all Catholic priests as supermen," Mr. Jenkins said. "That may be the best example of intimidation, which of course only works when the assumption is that some businessmen are not good Christians. The more people assume that business is secular humanist liberal - e.g., by giving gay partner benefits - the more they may feel a need to reconcile 'people of faith.' "

And that may be position of Starbucks. It was widely criticized by evangelical Christian groups last summer after its cups included a quote from the writer Armistead Maupin that said, "My only regret about being gay is that I repressed it for so long."

Robert H. Knight, director of the Culture and Family Institute, one of the conservative groups that led the charge, said the company's support for liberal causes made it an obvious target.

"Starbucks has long served up a New Age secular worldview," he said. "It's about time that they acknowledged that 90 percent of Americans believe in God and that millions of them are Christian."

Starbucks executives deny that the company was trying to placate religious groups when it decided to add Mr. Warren's quote to its cups. "We're trying to show a diversity of thought and opinion," said Anne Saunders, a senior vice president in charge of marketing. "There is not a quote that's an answer to another."

In any case, if religion is good for Starbucks, is Starbucks good for religion? Being associated with a $5 soy mocha latte may spread the word, but at what cost to the image of a heartfelt faith?

"Sometimes it's so vulgar that it's not particularly good for religion," Mr. Novak said. "But if religion is in everything, it has to be in the vulgar stuff,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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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1800's, Pope Leo XIII's image was found on posters endorsing Vin Mariani, a sparkling red wine made with cocaine. Particularly fond of the drink's effervescence, he honored the wine with a gold medal.

【中譯】
The Perils of the Permanent Campaign
Can the public live with an adminstration that is cutting corners and ignoring the details?
By JOE KLEIN
from TIME MAGZINE, Sunday, Oct. 30, 2005

On Dec. 10, 1976, a young pollster named Patrick H. Caddell submitted to President-elect Jimmy Carter a 62-page memo titled "Initial Working Paper on Political Strategy." The subject was how to govern.

"The old cliche about mistaking style for substance usually works the reverse in politics," Caddell wrote. "Too many good people have been defeated because they tried to substitute substance for style; they forgot to give the public the kind of visible signals that it needs to understand what is happening." Caddell then made some famous suggestions about ways Carter could sell his substance: by conducting a humble, informal presidency, cutting back "imperial frills and perks," giving fireside chats, wearing sweaters instead of suits.

"Essentially," Caddell wrote, "it is my thesis governing with public approval requires a continuing political campaign." ("Excellent," Carter wrote in felt pen on the cover page, and instructed his Vice President, Walter Mondale, "See me on this. J.")

Thus Caddell gave a name—the Permanent Campaign—to a political mind-set that had been developing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television age. It has proved a radical change in the nature of the presidency. Every President since Lyndon Johnson has run his Administration from a political consultant's eye view. Untold millions have been spent on polling and focus groups. Dick Morris even asked voters where Bill Clinton should go on vacation. The pressure to "win" the daily news cycle—to control the news—has overwhelmed the more reflective, statesmanlike aspects of the office.

An overcaffeinated and underdiscerning press has become complicit in the horse-race presidency. New policies are analyzed politically rather than for what they are intended to achieve. Success is measured in days and weeks—in polling blips—rather than months or years. This has been a terrible thing: Presidents need to be thinking past the horizon, as Jimmy Carter belatedly proved. Some of his best decisions—a strict monetary policy to combat inflation, a vigorous arms buildup against the Soviet threat—bore fruit years after he left office and were credited to his successor, Ronald Reagan. But then, Carter was among the worst recent Presidents as a Permanent Campaigner.

George W. Bush may be the very best. Indeed, his Administration represents the final, squalid perfection of the Permanent Campaign: a White House where almost every move is tactical, a matter of momentary politics, even decisions that involve life and death and war. That is what the Scooter Libby indictment is really all about.

It is about trying to spin a war.

Bush's White House is a conundrum, a bastion of telegenic idealism and deep cynicism. The President has proposed vast, transformational policies—the remaking of the Middle East, of Social Security, of the federal bureaucracy. But he has done so in a haphazard way, with little attention to detail or consequences. There are grand pronouncements and, yes, crusades, punctuated with marching words like evil and moral and freedom. Beneath, though, is the cynical assumption that the public doesn't care about the details—that results don't matter, corners can be cut and special favors bestowed.

Bush opposed a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then supported it as a campaign ploy—and then allowed it to be slapped together carelessly, diminish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gencies involved.

The White House proposed a massive Medicare prescription-drug plan and then flat-out misrepresented the true costs (and quietly included a windfall for drug companies). Every bit of congressional vanity spending, every last tax cut, was approved. Reagan proved that "deficits don't matter," insisted Vice President Dick Cheney.

The second terms of Presidents are notoriously dreadful, but I wonder: Has the Permanent Campaign made the problem worse because it renders the politicians more myopic? Republicans seem better at campaigns, permanent and otherwise, than Democrats. It may be that conservatives just don't take governance as seriously as liberals do, and therefore have more freedom to maneuver. Didn't Reagan say government was "the problem, not the solution"? The very notion of planning for the common good, especially long-term planning, seems vaguely ... socialist, doesn't it?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is filled with hard-charging executives but bereft of meat-and-potatoes managers. Not much priority is placed on pedestrian things like delivering the ice to New Orleans or keeping the peace in Baghdad.

Important government agencies—the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are run by political cronies or worse, by special-interest allies of the President intent on eviscerating the regulatory power of the agencies they were sent to manage. There is an arrogant slovenliness to it all that neuters the essential tenets of the conservative vision—that efficient markets are the best way to create wealth, that Democrats are puerile dreamers and Republicans adult realists.

A library will be written about the President's decision to preempt the nonexistent threat of Saddam Hussein's chemical, biological and nuclear weapons. It was a tough call, with principled arguments on both sides, and it is easy to forget now that almost everyone, even the French, believed that the weapons existed. But there was nothing principled about the Administration's failure to recognize that lethal chaos was likely to follow the invasion. There was a delusional unwillingness to plan for a guerrilla insurgency, especially on the part of Secretary of Defense Donald Rumsfeld, who vastly underestimated the number of troops necessary for the operation—and who uttered some of the most embarrassing words ever spoken by a U.S. official as anarchy took hold. "Stuff happens," Rumsfeld said, when asked about the looting in Baghdad at an April 11, 2003, press conference. "... [F]reedom's untidy, and free people are free to make mistakes and commit crimes and do bad things."

But worse, far worse, was the tendency of the White House—particularly Karl Rove's message apparatus—to see the war as part of the Permanent Campaign, as a political opportunity at first and then, as the news turned bad, as merely another issue to be massaged. There is something quite obscene about the existence of the White House Iraq Group (whig). Its job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military or political situation in Iraq; it was created to market the war and to smear the President's opponents. Rove and Libby were at the heart of this group. Their decision to ask Congress for a war resolution in September 2002, two months before the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seemed an obvious marketing ploy. Rove told Republicans that they could "go to the country with this issue," that it would reinforce the party's image as strong on defense. The simultaneous decision to take the Iraq situat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was also a campaign ploy—polls showed the vast majority of voters favored this course—and a chimera. Both Cheney and Rumsfeld were opposed to the move, and Rumsfeld pretty much ignored it: he proceeded full-speed ahead, deploying troops for a late-winter invasion.

The rush to war was followed by a rush to peace, dictated by public relations needs and wishful thinking. The President's declaration that "major combat operations" were over on May 1, 2003, after he co-piloted an airplane onto the deck of the U.S.S. Abraham Lincoln and emerged, jazzed, in a jaunty flight suit, seems almost ludicrous in retrospect. And it was accompanied by the utterly irresponsible decision of commanding General Tommy Franks to leave the theater of battle, taking with him his entire headquarters staff—including hundreds of intelligence officers.

And so we come to June 2003, the month that Scooter Libby became preoccupied with Ambassador Joseph Wilson and his wife, CIA operative Valerie Plame. TIME Magazine first used the word mess to describe the situation in Iraq in a June 9, 2003, issue headline. In the same issue, TIME wondered about what ever had happened to the "Weapons of Mass Disappearance." At about the same time, the President was told, in a classified briefing by the CIA, that the U.S.-led coalition was facing a full-blown guerrilla insurgency in Iraq. Rumsfeld foolishly continued to deny this fact for another month.

In sum, June 2003 was the month that the vexing realities of the Iraq adventure first became clear to the Bush White House. It was also the month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began to act as if the war in Iraq were a public relations problem first and a military problem second. The WMD embarrassment clearly took precedence over the need to fight the insurgency. The White House created the Iraq Survey Group, sending former arms inspector David Kay and 1,200 intelligence officers to search for the nonexistent weapons, an action that infuriated Generals John Abizaid and Ricardo Sanchez, who believed that the top priority should be figuring out who the enemy was. Bush's blithe invitation to the insurgents to "bring it on" a few weeks later was another indication that the Commander in Chief had absolutely no idea what actual combat is all about.

The refusal to acknowledge the seriousness of the insurgency, the obsession with WMD—these were political acts, campaign ploys. And so was Libby's apparent fixation on Ambassador Wilson, who was calling into question the Administration's claims of an Iraqi nuclear program. The most important rationales for the war—that the invasion would go smoothly, that the "smoking gun may come in the form of a mushroom cloud"—were disintegrating.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2004 was looming. It seems a fair indication of the West Wing's whigged-out desperation that Libby even attempted the oblique argument that Wilson was not to be trusted because his wife, a CIA analyst, had sent him to find out if Niger had sold uranium to Iraq.

But it is an even better indication of how the White House reflexively dealt with unpleasant news: destroy the messenger. Last week there was more of the same, according to a prominent Republican, who told me that the White House had sent out talking points about how to attack Brent Scowcroft after Bush the Elder'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went public with his opposition to the war in the New Yorker magazine. "I was so disgusted that I deleted the damn e-mail before I read it," the Republican said. "But that's all this White House has now: the politics of personal destruction."

Libby's grand-jury prevarications seem fairly substantial. But the real felonies o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are not criminal. They are political. They involve spinning, smearing and governmental malfeasance—the sordid tool kit of the Permanent Campaign.

【原文】
時代雜誌／克萊恩專欄
永遠競選心態 治國變搶新聞
美國總統詹森以降 分析新政策 以政治目的為考量 布希尤為箇中高手

朱邦賢譯

長久以來，總統執政本質已出現重大改變，專欄作家克萊恩（Joe Klein）在最新一期「時代雜誌」撰文指出，電視時代開始後，一種「永遠的競選心態」一直在發酵。從詹森以降，每位美國總統都以政治顧問眼光治國，在民調方面砸重金，連柯林頓應該到哪裡度假，都有人進行民調。政府各部會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如何搶新聞，攻占新聞版面。以下是該文摘譯：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年輕的民意調查專家卡德爾洋洋灑灑寫了六十二頁備忘錄給總統當選人卡特，題為「政治戰略初步工作報告」，教卡特如何執政。

卡特 最少搞競選的總統

卡德爾在報告中寫道：「太多好人因誤表為裡而慘遭滑鐵盧，他們忘記要提供民眾看得見的訊息。」卡德爾接著教卡特如何推銷政治理念。卡德爾建議：總統要謙遜隨和，不擺架子，不裝腔作勢，多發表爐邊談話，多穿毛衣，少穿西裝等等。卡德爾說：「執政者想贏得民心，政治活動不可或缺。」卡特深表贊同。

隨著電視時代開始，卡德爾所謂「永遠的競選心態」不斷滋長。政府各部會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搶新聞鏡頭，攻占新聞版面。分析新政策時，考量的是政治目的，而不是能不能收到預期效果。政策成敗幾天內、頂多幾周內看民調見真章，很少人想到幾個月或幾年後的事。

以卡特為例，他一些最好的決策，像實施嚴格的貨幣政策以對抗通貨膨脹；積極擴軍，以對抗前蘇聯威脅等，都在他離開白宮幾年後才開花結果，到頭來收成的卻是他的繼任者雷根。卡特可以說是近代史上最少搞競選的總統之一。

永遠在競選 政客更短視

談到永遠的競選心態，現任總統布希則是箇中高手，現在白宮每一項措施都步步為營，是策略性的，連攸關生、死、戰爭的決策都不例外。這或許也是副總統錢尼的幕僚長李比被起訴的主要原因：他為了達成攻打伊拉克的目標，不斷操弄媒體。

布希總統提出改革大計，但率性而為，包括改造中東，改革社會安全福利制度，改革聯邦官僚體制等。儘管總統夸夸而談，卻不注重細節或結果。或許居高位者也認為，反正民眾不在乎細節和後果。布希原來反對成立國土安全部，後來卻支持，因為當競選議題，成立國土安全部可以加分，但又不讓相關部會發揮功效。國會任何浮濫的開支，統統照准。副總統錢尼堅稱，雷根不是早已證明，「赤字高低，無關緊要」？

第二個總統任期通常乏善可陳。這點不禁讓人懷疑：難道因為「永遠在競選」，結果讓政客更短視，問題更惡化？雷根不是說過，「政府是繫鈴人，不是解鈴人」？所謂謀求人民福祉，尤其是謀求長治久安，聽來有點社會主義色彩。布希政府閣員多半是執行長出身，絕少引車賣漿者流。諸如「到紐奧良雪中送炭」，「到巴格達維持和平」等，在布希內閣中都是芝麻綠豆小事。保守派願景的基本信條是：有效的市場是創造財富的最佳途徑，民主黨只是幼稚的夢想家，共和黨才是成熟的務實派。

白宮將伊戰 營造成選戰

伊拉克明明沒有核生化大規模毀滅武器，布希為什麼要無中生有，再加以制裁？當初幾乎每個人，包括法國在內都相信，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武器。布希政府沒有先見之明，未能體認入侵伊拉克後，可能出現亂局。更糟的是，白宮似有意將伊拉克戰爭營造為「永遠競選」的一環。白宮最初誤以為伊拉克戰爭是政治機會，後來發現情況不妙，又將戰爭淡化成另一件尋常的政治議題。白宮有個「伊拉克小組」，小組首要工作不是尋求伊拉克問題的軍事或政治解決，而是推銷戰爭，抹黑批判總統的人士。

白宮對付伊拉克，戰也匆匆，和也匆匆。戰和之間，全看公關需求和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定。二○○三年六月九日，時代雜誌描繪伊拉克的情勢時表示，一言以蔽之，就是個「亂」（mess）字。

如今白宮核心幕僚李比已因洩密案被起訴。其實布希政府真正的大罪不在刑事層面，而在政治層面。這些罪行包括政治操作，抹黑和官員瀆職。這些全是「永遠競選心態」下所祭出的手段。

【2005-11-06/聯合報/A14版/世界】

【2005/11/06 聯合晚報】
【記者謝蕙蓮/台北報導】



在台北市最精華的信義區，一家走時尚奢華風的瑜伽中心日前進駐。業者大手筆在租金昂貴的信義區租用650坪場地，還花6000多萬元裝潢，並從印度聘請瑜伽大師來台教課，在健身界引起注意。

業者表示，國內健身市場已經飽和，倒是源於印度的瑜伽，在影視名星的推波助瀾下，在全球都掀起熱潮。國外知名女星瑪丹娜、珍芳達，歌壇小天后蔡依林等，都是瑜伽的愛好者，在偶像明星的帶動下，青少年、大學生學瑜伽的人口愈來愈多。

這家位在基隆路、忠孝東路口的「True Yoga」，號稱是全亞洲最大的瑜伽連鎖中心，在新加坡、馬來西亞都有瑜伽中心，最近正式進駐台北。業者將消費客群鎖定在都會上班族、有閒有錢的家庭主婦。

國內最「老牌」的連鎖瑜伽中心邱素貞瑜伽天地，在全台灣開設13家瑜伽班。為了吸引中上客群，去年在人潮聚集的台北市微風廣正對面開了一家旗鑑店，並推出VIP美療班、一對一個別班；即將開幕的True Yoga，還有孕婦瑜伽、戰鬥瑜伽和印度舞蹈。

邱素貞瑜伽天地表示，旗下13個瑜伽教室，每個點、每天至少有兩、三百人進出。學瑜伽的主要客群，大部分是女性上班族，因為工作壓力、失眠或腸胃疾病才學瑜伽，也有不少人純粹為了塑身、雕塑曲線迷上瑜伽。

業者強調，練瑜伽沒有年齡限制，小孩、老人都可以學。在邱素貞瑜伽天地，就有七歲小朋友跟著家長學瑜伽，還有七、八十歲的老人家，照樣劈腿劈得很漂亮。

從北京國際書展看我們的出版產業政策以及作法──最終定稿
2005/10/24

郝明義

去過2005年9月北京國際書展的人，會注意到，中國大陸內地出版社的規模與特色，雖然與往年相當，但是國際區卻有很大的成長。
尤其，他們今年第一次辦國家館，以法國為主賓國，佔了850平方米的展位面積，十分顯著。
我好奇地觀察這些現象。北京國際書展一個9平方米的展位，定價是1990美元，比台北國際書展的1300美元貴了五成。一個尚未開放的出版市場，能以這麼貴的展位價格吸引這麼多國際參展者，真的純粹是展場外面的商機如此之大了嗎？

◎
後來，我得知法國館的設置辦法，從中發現原因倒也不只如此，裡面還涉及一些經營的方法。
法國館 850平米的展位面積中，北京國際書展免費提供一半左右，其餘的面積，則以極為低廉的價格提供。而更重要的是，國家館全部裝璜費用是由北京國際書展主辦單位負擔。
相對而言，以2005年台北國際書展而言，韓國館總面積378平米。其中，不但我們免費提供的面積相形少了許多，其餘的面積收費標準相形很高，而且國家館所有的裝璜費用是由韓國自行負擔。
比較這兩個書展的國家館的辦法，我們會看出，北京懂得兩手策略：一手提供更大的免費展位，提供免費的建館服務來壯大主賓國的場面；另一手對一般參展者收取相當高標準的展位費。兩者交互運用，互為聲勢。

◎
我們要問一個問題了：那，台北國際書展的主辦單位有沒有觀念和方法來做這些事呢？
但是問這個問題之前，要先問誰是台北國際書展的「主辦單位」？是台北書展基金會嗎？不是。答案是：「中華民國行政院新聞局」。台北書展基金會和過去歷年經過競標才來接手承辦書展的單位一樣，都只是「承辦單位」。
而誰是北京國際書展的「主辦單位」呢？是他們的新聞出版總署嗎？是中宣部嗎？都不是。他們在檯面上和北京國際書展沒有任何瓜葛。北京國際書展的主辦單位，是「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總公司」。

這種對照，說明了什麼？
一， 儘管大家都知道北京國際書展的背後另有政策的指導層級，但是他們政府是不出面的，站到後台的。
二， 前台的主辦事務，讓專業的進出口公司工作。
三， 國家館事涉政策，他們可以大力補貼；但是一般展位則是商業運作，由主辦單位收取高標準的展位費。正所謂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

而我們呢？
一，明明從解嚴之後，出版法廢止之後，台灣已經是一個自由開放的出版市場；明明「中華民國行政院新聞局」的角色只是拿一千萬元來補助這個實際上主要是民間在經營的書展，但是新聞局卻一直要站到台前，要「政績」，要掛名台北國際書展的「主辦單位」，結果在國際上落得一個政府還在操控出版業的惡劣形象，比北京國際書展還不如。

二， 明明新聞局的補助只有一千萬元，不過佔台北國際書展每年支出上億元的十分之一；明明所謂尊重專業，已經找了一個「承辦單位」，但是新聞局卻要事無鉅細，幾近無所不管，並且決策時間日益緩慢，品質日益粗糙。

三，我們的新聞局，對台北國際書展，倒也是有兩手策略。碰到像國家館這種事涉政策補貼的時候，新聞局一手以政府角色要逐漸淡出，沒有預算來回應；但是當書展的承辦單位要按商業市場的運作規則來經營時，新聞局則又要用另一手跳出來主張他們才是「主辦單位」，從展位到門票的定價，都不能輕易更動；從貴賓的邀請到一切的作業細則，都得他們同意。簡單說來，我們的台北國際書展，就是上帝的不歸上帝，凱撒的不歸凱撒。

我們說清楚了台北國際書展的「主辦單位」是新聞局之後，現在再來問那個問題：我們的新聞局有沒有觀念和方法來做這些事呢？

◎
我說，是沒有的。因為兩個事實：
一， 過去五年來，新聞局長換了六任。過去十年來，我們的新聞局長換了十一任。 一任不到一年的政務官，能形成什麼觀念和方法呢？

二，政務官罷了，事務官的經驗也無法持續。近年來新聞局裡的出版處處長，總是在上任時對出版業一無所知，到好不容易對出版業有所了解，大家可以用彼此了解的語言溝通之後，又要調換一名新任處長。新上任的人很熱情也很客氣地向出版界從頭「請教」。然後，不多久又要歷史重演。你無奈，他也無奈。


◎
新聞局的政務官和事務官都如此沒有章法地異動，影響所及，如果只是一個台北國際書展，我不必在法蘭克福書展的旅途上趕寫這篇文章。

書展，不論如何，只是我們出版界的一個活動而已，一個環節而已。
嚴重的是，不只是這一個環節出了問題。
嚴重的是，過去在《出版法》還存在的時代，過去政府曾經以新聞局為台灣出版業主管機關的時代過去了之後，台灣的出版業面臨著一個說來是自由開放，但是實際上政府對出版產業從政策到方法，都漫無章法的混亂階段。
卻偏偏我們現在是「文化創意產業」的口號說得震天價響的時候。如果我們政府對出版產業的政策到方法混亂到這種地步，卻又要高談「文化創意產業」，會不會太過空中樓閣了？

◎
我們政府對出版產業的政策到方法之混亂，可以粗略地歸納出幾個根源。

第一，出版產業沒有一個明確的主管機關。過去，在《出版法》存在的時代，這個機關明確是「行政院新聞局」，但主要是從管制而不是從輔導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當這個主管機關。這是我們長期的問題。近年來，《出版法》廢止了，可是新聞局的「出版處」還在。「出版處」雖然在，可是又沒法像其他產業的主管機關經濟部或財政部有那麼高的位階，有輔導產業的思考。所以，他們到底算不算主管機關呢？
接下來，我會談到新聞局的「組織性失憶」和「性格分裂」的問題，但究其病源，還是出在出版產業沒有一個明確的主管機關這件事情上。

未來，新聞局裁撤後，聽說「出版」業要分到新的「文化觀光部」之下。但是在新聞局裡，出版「處」起碼還是一級單位。等編到「文化觀光部」之下，要降一級，成為二級單位的「科」了。出版業的人，能對這種「主管機關」的出現，抱有多大期望嗎？
對照一下中國大陸，他們的出版產業有直屬國務院之下的部級單位「新聞出版總署」。我們要不要有點感觸呢？

第二和第三個問題，是由於新聞局的政務官和事務官的人事變動頻繁，政策接續不上，產生「組織性失憶」的問題；以及即使同一任官員，處理起事情來，思考角度也經常產生「性格分裂」的問題。

這兩個問題，可以由近年來新聞局處理的「國外書展台灣館」和「出版品分級辦法」為代表。

◎
所謂「國外書展台灣館」，是說新聞局有一筆預算，支持台灣的出版界到「首爾書展」、「波隆那書展」、「法蘭克福書展」這三個國外書展去設置「台灣館」。
到國外各大書展設台灣館，與在國內舉辦台北國際書展，本來是一體兩面之事。台北國際書展是希望把各國人士吸引前來瞭解台灣出版與文化的拉力，而台灣則是希望把台灣出版與文化向外推廣，介紹給各國人士的推力。全世界各國，莫不是把拉力與推力合在一起，在自己國內辦書展的單位，也就是到國外去推廣該國國家館的單位。這是一個基本常識。

過去台灣也是如此。台北國際書展之承辦單位，亦即為台灣館之承辦者，推力與拉力同時負責。但從2004年起，新聞局卻把台灣館之承辦者與台北國際書展的承辦者分割，並採一年一標之競標辦法決定承辦誰屬。

台灣館與台北國際書展分裂而行，並用一年一標的競標方式為之，從一方面看，切斷了台北國際書展在國際活動上一條有力的右臂；從另一方面看，也把台灣館陷入沒有長期定位及發展策略，沒有長期執行單位的困境之中。

我一再向新聞局指出這些措施的不合理，但沒收到回應，去年年底，台北書展基金會去參加2005年的台灣館競標，但是落選。落選是一回事，我接到新聞局的公文後，覺得其中有許多疑問，因此正式寫了封信給當時的林佳龍局長，希望他能回答。

一， 2005年新聞局給台灣館的招標金額是900萬元。新聞局來函告訴我們得標單位的計劃，是使用890餘萬元來進行。事實上，落選的台北書展基金會的計劃，則是以1,115萬元預算來進行，換句話說，我們準備在新聞局900萬元補助之外，另行籌募215萬元來進行。願意多花錢，多做事的單位，反而落選，這是什麼邏輯？

二，新聞局對台北國際書展的補助，曾經很高，高到每年四千多萬元，近年來受限於政府預算，一路降為一千萬元。這我們可以理解。但是，台北國際書展是個總展場面積36,474平米，總支出近一億元新台幣的活動，新聞局只編列每年一千萬元的補助。而2005年台灣館案，在三個國際書展設台灣館的全部總面積也不過 370平米，得標單位的總支出不過890餘萬元，新聞局的補助款項卻由2004年之400萬元增加為2005年之900萬元。新聞局支持、補助出版產業的政策，到底是什麼邏輯？

三，過去新聞局對台北國際書展採一年一標之競標辦法而衍生諸多問題，好不容易在出版界的呼籲之下，才準備逐漸放棄這個飽受批評的辦法，但現在又把台灣館之承辦者分割出去，並且又再採久受詬病之一年一標競標方式，讓舊有問題換個場域再次重複上演，是什麼思考角度？

這三個疑問（加上其他一些問題），我趕在今年三月四日當時的林佳龍局長離任之前，正式去函希望他能回覆，並希望他把這些問題轉交後任者，以免在政府首長異動之下，在「組織性失憶」之下，不了了之。林前局長在三月十日最後一次和出版同業的座談上，回答已經讀過我的信，並已轉知新任姚文智局長。當天一同前來的姚文智局長也表示讀過了我的信，知道了這件事情。但其後到現在，已經七個月以上的時間過去，2006台灣館如何決定，又到了年底的最後關頭，我們還沒聽到新聞局準備有什麼改善的動作。

政府對出版業的預算是否能年年增加，或不要年年減少是一回事，但至少不應該在已有的，僅有的預算上分配得如此難以理解；政府到底要如何強調突出台灣的文化是一回事，但至少不要一方面強調重視「台灣」，一方面又要如此支離破碎地肢解「台灣」的出版文化活動；政府要如何改進效率是一回事，但至少不要把右手已經學到的教訓，馬上讓左手再次上演。

這個「台灣館」的例子，可以說是政府政策「性格分裂」的一個代表。


◎
再來一個是出版品分級辦法。
新聞局的出版品分級辦法自去年十二月推出後，引起文化界的強烈反對。之後，新聞局前任林佳龍局長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發表聲明，答應針對出版品分級辦法採取若干項配套措施，其後並有數次與業界之座討討論。要言之，林局長答應的配套措施分三個層次：上，有新聞局協調政府其他部門修＜兒少法＞；中，有新聞局主持修＜出版品分級辦法＞並協調各縣市機關執行單位認同；下，有出版界成立「出版自律協會」，綜合並解決分級之評議及其他配合問題。
基於林前局長與出版界同業見過三次面，討論相應措施，因此業界也積極回應，籌備「出版自律協會」之成立。然而，三月份新聞局長異動之後，目前雖然有一個孤伶伶的「出版自律協會」趕在九月底成立了，但是新聞局原本在配套措施中應該做的另外兩件事，卻毫無進展。事實上，如果沒有其他配套措施一起行動，光是這一個「出版自律協會」的出現，不但有違新聞局的承諾，不但無法解決兒少法與出版品分級辦法中為人詬病之處，也難以發揮功能。

看新聞局處理＜出版品分級辦法＞的過程，不能不說是「組織性失憶」的一個代表。

◎
對比海峽兩岸出版的環境，是非常有趣的。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國大陸的出版自由與出版市場，仍然處於一個被管制的狀態，不開放的狀態。不論我們如何看待這種管制狀態，但是中國大陸對出版不開放的政策及方法，其實，是幕後有一套嚴密的思考，幕前有一批專業而深入的出版署主管人員所決定的。這十幾年來，我們看到他們「新聞出版總署」的相關主管也有更替，但是，每一任之內都會看到一些長期鑽研出版市場，從理論到實務都十分紮實的主管在執行。他們對出版的管制，是基於他們對出版力量的了解與重視。（至於他們管制太多所產生的負面作用，是另一個議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台灣的出版自由與市場規模，從解嚴之後大幅成長、改善，但是以近十年來十一任局長這種變動，以局長之下沒有認真培養過出版處的事務官員來看，我們可以說，今天我們美其名曰的出版的自由與開放，有很大一塊，其實只是碰上政府無能與無暇注意所形成的產物──正因為這是一種偶然條件所形成的鬆散，而不是真正對出版自由有所體認，所以稍微有個風吹草動，我們的政府就會在＜兒少法＞一些過當條款的壓力之下，忘記出版自由的原則與立場，搞出一個＜出版品分級辦法＞。

說政府無能與無暇，還是客氣的話。這應該是其他產業經常抱怨的話。
我們政府對出版產業在做的事情，其實根本就是謀殺。溫水煮青蛙的慢性謀殺。
從未來新聞局撤銷後，「出版」到新的文化觀光部之下要再降一級，成為二級單位來看，這盆溫水煮得十分成功。

◎
但是我們不能這麼成為被煮熟的青蛙。
台灣出版界的人，以及真正還關心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人，最少應該努力做幾件事情。

第一， 立即請陳水扁總統，或是呂秀蓮副總統，出面主持有關出版業界從主管機關到長期政策到短期辦法的重新思考，以及行動。
為什麼要請總統或是副總統來做這件事？因為十年十一任的新聞局長不可能做這件事。五年四任的行政院長，也不一定。最少未來三年，任期最確保，位階也夠高的，只有總統或是副總統。

第二， 這些思考與行動，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給出版產業一個明確、適當，而且位階足夠的主管機關。但這個主管機關可不是來管制什麼，而是像其他產業的經濟部或財政部，能為產業規劃些政策或遠景。

第三，只有在這個主管機關明確之後，我們才能思考如何訂定一些長期策略，如何培養專業的事務官，如何參考別人的一些作法。（有沒有人知道中國大陸對出版業的全部營業稅都要退還，每年用這筆退稅要補貼他們出版業十幾億人民幣？要不要看看今年韓國在法蘭克福書展上以1,500萬歐元設立韓國館的氣魄與作法？）

第四， 在以上的事情沒法進行之前，起碼可以先要求目前的新聞局，這個似乎像是台灣出版產業主管機關又不像的單位，在已有的施政上，在有限的預算上，不要一直在「組織性失憶」與「性格分裂」的行為之間重複擺盪，耗盡能源。

第五，最後，可能我們所有的呼籲都沒有作用。我們的總統與副總統就以上和出版業有關的事情，可能一件也做不到。這也沒關係。台灣出版業者自謀生路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沒有人幫我們著想，我們的日子還是要過。但起碼我們可以請求一點，也就是，最少我們的政府官員，以後再不要談什麼「文化創意產業」了。我們的耳朵可以少受一點不必要的刺激，我們可以集中精神趕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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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這麼急？為什麼不能等什麼行政院組織法調整？為什麼一定要趕在這個時候講這些話？
參加2005年法蘭克福書展的人，會發現，相較於過往，法蘭克福書展今年在國際區的部份有點沉寂，但是在沉寂中，卻有兩團極大的光火吸引著大家的注意。
一個當然是國家館韓國。韓國從入選為今年的主賓國之後，就傾舉國之力準備這次的活動，他們要把2005年德國的10月，塑造為「韓國月」。他們投下 1,500萬歐元，結合了出版、文化與電子產業的整體力量，是今年最受注目的焦點。他們的國家館展覽，結合了古典與現代，文化與藝術，傳統出版與電子及數位出版，毫不保留地展示了他們的力量與企圖。
另一團光火，則是中國大陸。中國大陸的出版業者，雖然也是每年都來法蘭克福參展，但是規模和內容，都以今年為最。今年他們組了一個多達上千人的團，由新聞出版署副署長鄔蘇林親自帶隊，不但大手筆地全部展位裝璜費用都由新聞出版署出錢，更由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出面，在書展會場對面，極為昂貴的Merriot 飯店租下大宴會廳，以晚宴款待世界各地的出版同業。
相對於亞洲地區這兩團耀目的光火，我們又是如何呢？被肢解的台灣館和台北國際書展兩個單位，像是畸形的連體嬰，侷促於一個角落。台灣的出版產業，和別人相比，有些外在條件的確並不利，但沒有不利到要以如此狼狽形象出現的地步。更何況，台灣的出版產業，還有些不該妄自菲薄的機會與資源。
我每年到法蘭克福書展，總要和曾任法蘭克福書展主席長達二十五年的衛浩世（Peter Weidhaas）見個面，交換些彼此對出版及書展的意見。
今年見面，談不到半個小時，衛浩世就跟我提出了台灣出版業的緊急問題。他說：「中國大陸的出版市場，現在已經什麼都齊備了，唯一差的只是出版自由。現在你們唯一能爭取的，是在他們的出版自由還沒開放的這幾年時間裡，多交一些朋友，多有一點準備。錯過了這兩、三年，你們將什麼也沒有了。」

是的。兩三年，行政院組織法還不知如何。兩三年，早已經被稱之為「末代」的新聞局，可能還在繼續「末代」。兩三年，可能又只是換兩三任新聞局長的時間。但是同樣的這兩三年，卻將影響全台灣出版業過去幾十年發展的成果，以及未來幾十年的命運。

我們不能不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