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棣:看不見的傷痛縫隙 不存在的事

Posted: 2005/12/08 by su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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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見的傷痛縫隙 不存在的事
王小棣

之1

二○○ 五年七月底,布吉納法索的拍攝(按,《45度C天空下》)終於結束,劇組十幾個人擠進一部小巴士,車頂上綁了塊大雨布罩住行李,前座備好了沿途行賄的小額鈔票,要往西南方開一千多公里到濱海的鄰國迦納去見見世面。(迦幣與台幣兌換是差不多240:1,所以我們算「身懷鉅款」)。小巴士整整開了十七、八個鐘頭,直到第二天夜裡才找到製作人在網上訂的一家「荷蘭旅館」。「荷蘭旅館」很爭氣的座落在海灘旁邊,門面高挑,乾淨清爽,一路上膝蓋抵著前面椅背顛得目光如死魚的一夥人剎那間又活跳起來,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半小時後坐在露台吃飯,我忽然想在眼前(那個與台灣隔了半圈地球)的大西洋裡放進一隻這十幾人都留言的瓶中信……,但比我年輕的這些傢伙可能都覺得有點幼稚,或是不環保,這隻瓶子並沒有放進大西洋,也不知道大家辛苦地拍完了《45度C天空下》都會想說什麼?……

離開只有兩條主要道路的古都古,回到五光十色的台北後,那隻不存在的瓶子卻開始在我的腦子裡漂盪,常常一發呆就看見它非常非常渺小地在望不著邊際的汪洋中沉浮,有時我邊騎著腳踏車邊看到它在微明的曙光中仰泳……有時我和人說著話,卻看到它孤獨地滑入濃稠的夜暗……,為什麼呢?為什麼五十歲的人了,拍完這齣戲許久,諸多思緒還理不清楚,唯獨冥想著這隻瓶子的浮盪?並且從這虛構的存在裡得到涓絲的撫慰……?是因為這兩年常會想到自己將不存在嗎?還是心底有什麼壓抑?為什麼會眷羨那種不會被淹沒的孤獨?為什麼會感覺到瓶子的「渺小」和它透明的「乾淨」會帶來疼痛即將結束時的那種舒緩?

癌症患者和醫生談到預後的各種狀況時,都會聽到「遠端轉移」這種說法,意思就是原來的病灶之外,在不同的地方復發了病徵。這隻瓶子的漂流也是一種遠端轉移嗎?那麼原來的病灶在哪裡呢?應該是受了傷才會把一部分的自己裝進一隻瓶子裡吧?

這是一種沒有太多資源的海島國家必須玩的遊戲嗎?

籌拍期間的筆記潦草地記著這些事:

清末鄭成功抵台的鹿耳門溪……現在養殖虱目魚苗和蚵仔,民國七十年底發現台鹼廠溪畔的魚體有汞污染,政府並未公告民眾,台鹼的蓄水池不但有兩個水門和鹿耳門溪相通,並持續開放給民眾捕魚……,緊鄰這蓄水池旁的林家阿媽吳信被檢驗出血中含有戴奧辛412皮克。(台灣一般民眾平均值低於20皮克。)林家阿公林枝村因為肺結核已經氣切……覺得鄰居和醫院都很嫌棄他們,「魚都賣不出去都是你們害的」。女兒警告他們不要上電視,於是二老決定帶著孫女搬到魚塭去住(兒子失聯多年),沒有自來水,但不用看別人臉色……

仁武鄉黃太太,之前先生開機車行,退休後到這鄉下買地蓋房子,種一些菜準備養老……,搬來後發現晚上空氣中飄灰,走進小路才知道後面有火葬場……,不久前面大馬路邊又蓋了焚化爐……,附近農戶因為耕種常有各種問題加上收入有限,都失去了對土地的情感,覺得乾脆把地挖開讓別人來傾倒廢棄物還比較容易賺錢,而且還可以反覆使用……「甘蔗皮削下來蒼蠅都不會來」……黃太太後來知道有汞污泥要進來村子,而且村長已經挖了三個七層樓深的大坑洞,她召集村人抗爭後被恐嚇,又打官司……一直到後來專門處理廢棄物的回收公司老闆癌症過世才暫時停止糾紛……

一九九九年,鯉魚山,發現自己社區被埋了有毒污染物8千1百公噸,重金屬3萬8千公噸……,工研院來化驗後用塑膠布覆上寫著「暫存區」。二○○二年政府開挖污染物裝桶,裝好的桶子仍然留在原地……

台南社區大學黃煥彰教授說,根據官方統計資料,二○○三年台灣年產工業廢棄物品預估為191萬公噸,工業局可以處理的上限是23萬公噸,二○○四年,工業局可以處裡的上限是96萬公噸,而該年度工業廢棄物預估產量已達202萬公噸……。

哇!所以政府和廠商們早就知道會有大量的廢棄物無法處理啊(光是晶圓廠每月就必須處理一千噸以上的廢棄物)?!原來廠商只管閉上一隻眼睛,把廢棄物上網公告發包給回收公司,讓他們用大卡車載出工廠以外的地方去丟,……然後政府再睜一隻眼睛抓這些承包的回收公司,譴責他們「非法傾倒」,給他們開罰單……。

是這樣嗎?這是一種遊戲嗎?這是一種沒有太多資源的海島國家必須玩的遊戲嗎?遊戲的結果之一電視上都播過了,晶圓廠的大型尾牙晚會,名歌星名主持人、超炫舞台、百萬名車的抽獎活動……遊戲的另一種結果呢?可以看看黃教授和河川巡守員們拍的照片,掩埋過污染物後挖開的地裡露出各種鮮豔的顏色,石灰白、膽汁黃、橘色、綠色、紫色……,地上則寸草不生;河岸轉角一大片遠看像是囤積的垃圾,其實全是死魚,……有整條都呈暗紅色的河水……有完全不透明的河水,這河水打一桶起來把魚放進去,一分鐘後魚就死了……河兩岸有公然淌出污水的洞口;有偽裝迂迴的管子;有用草掩埋,再加蓋加鎖的水龍頭;有不定時出現的裝著兩三巨桶污水的卡車……,還有農民從這些發臭的河水打去灌溉農田的馬達水管……。

走過台灣污染區,又走過非洲的貧困,漸漸浮現的是一個殘忍無能的自己


蓋上這些筆記,再去非洲,應該是心情鬱卒加劇的重要原因!非洲一望無際的貧瘠地貌,肉販攤上群舞的蒼蠅,披毛垢面行色匆匆在街頭覓食的豬,夜暗中一隻挨一隻默默行進的羊……。一整個月,我們午晚餐吃一模一樣的蔬菜;用水龍頭一滴一滴的水洗澡;雨季時幾乎要打穿鐵皮屋頂的暴雨令人躲避不及……對於來自台灣的劇組,就像化妝師說的「好像做一場夢一樣」,眼睜睜地看到同樣的人類被泥沼一般的貧窮困住,任誰心理都不會健康吧?

在首都瓦加杜古大使館拍攝時,我特別愛把布國的工作人員拉上樓去,指著走廊上的照片跟他們說「來看,台灣」。照片裡是白皚皚的玉山頂峰,碧藍天空下的蘭嶼木舟,一線天光流布的太魯閣……,一張接著一張,我微笑得意地等著,等著那黑光的臉龐上流露的欽羨,「讓他們分享一些美麗吧!」好像有閃過這樣的念頭,其實是自己在那片貧寂中的需要吧!需要確認這個星球上還有美麗的地方;需要和他們一起相信夢想……。

「我小的時候台灣比你們現在還窮,把每一件事情做好,堅持夢想,才會慢慢進步……」,我常常這樣跟他們說,(其實他們日用極其簡單,他們一生所耗費的大自然資源比我們少太多了,是我們應該進步吧?)然後我們就從他們膠著的困境中抽身走了。

回到台北,這麼多的車子、這麼多大樓、這麼多的燈光、這麼多的享受……然後林家阿公過世了……這個星球上的福爾摩沙真的是我的家嗎?為什麼我在自己家卻是這麼無力改善,而我好像都忘了呢?

走過台灣污染區,又走過非洲的貧困……,漸漸浮現的是一個殘忍無能的自己,是因為不能接受這樣的自己,就想將它放逐了吧?裝到一個瓶子裡丟進最遙遠的海洋……

之2

聽說過霧鹿這個名字的由來嗎?……「原住民抬頭,就會看到這座山中的平原上有許多鹿在霧裡靜靜地站著……」

霧鹿一位退休的胡金娘老師,她用自己的方法邊說故事邊帶動作地教當地國小小朋友說布農母語。因為族中八部合音的傳統,她也帶動小朋友去學合音,學各種母語歌曲。唱報戰功時,小男生一個一個站起來、舉拳、頓足、喝唸出大意是「我是某某某,打過幾頭山豬……」的英雄事蹟,小男生眼睛黑圓、聲音嘹亮,稚嫩的豪氣似乎真能把時間倒轉,把山上家園的祥雲聚攏,把桀驁的野性喚醒,把文明帶來的屈辱一掃而空……。

他是學校裡跑得最快的男生,卻常有一種不敢表現的怯意

拍戲的時候有一個一年級的小朋友特別可愛,聰明頑皮講話大舌頭卻妙語如珠,非常得大家喜愛。其實他的哥哥也來拍戲,卻沒受到太多的注意。哥哥五年級,似乎不太在意大家對弟弟的偏愛。有一天弟弟帶來連戲的衣服濕濕的,我質問哥哥「為什麼是濕的,你沒有幫他看一下喔?」「媽媽丟在水裡還沒洗,他自己撿起來,我也不知道。」我這才注意到瘦巴巴的他或許常為了弟弟被罵吧?不看人的眼睛裡有些許抗意。他是小小學校裡跑得最快的男生,卻常常有一種不敢特別表現的怯意,總是跟在其他小朋友身邊。

某天晚上拍夜戲,吃完便當還在打燈,我怕小朋友等得睏倦了,請副導領著他們在草地上玩蒙眼睛抓人的遊戲。大草地旁邊有個噴水池,我們幾個大人站在池邊以防意外。輪到小哥哥當鬼了,把他的眼睛一蒙上,他彷彿變了個人,超強的活動力充分展現。衝啊!撲啊!小朋友的笑叫聲不斷……,玩了一陣子以後,我轉身去看光打得怎麼樣了,走了三、五步,手才抬起來要召喚一個人來替我的位置,身後就傳來大吼和水聲,蒙著眼的小哥哥衝到水池裡去了!這個水池旁有一圈造景的大石頭,池深一公尺多,有水有泥……,我心想不妙,所有的人都衝到池邊,十手二十腳把他拉上來,只見他嘴唇發白全身發抖。細細從頭到腳檢查一遍,他除了腳踝很痛之外居然毫髮無傷!執行製作帶他脫下泥衣沖了澡,看他腳一著地就痛,決定帶他下山看醫生。他本來緊皺著眉頭說好,沒想到上車前當地鄰居提醒了一句是不是應該先跟家長說一聲?他忽然說他好了,不用去看醫生。他緊皺眉頭低眼不看人,十分堅持。工作人員好言相勸,他說「以前我也有這樣,然後我爸說沒事,然後給我吃一個藥就好了。」「什麼藥?」「我也不知道。」結果那天晚上送兩兄弟回家,第二天再去接他們,他的爸媽一直沒有出現。第二天執行製作逕自帶他去看醫生,照了X光。醫生說「腳後跟的骨頭有小裂痕,走路要踮著腳慢慢走,腳跟不要著地,不要跑太遠就好了」。

過幾天劇組終於有人和他爸媽碰上了面,爸媽都喝醉了,爸爸一會拍著胸脯說「應該找我來演!」,一會又搶著要工作人員用手機幫他照相,好像並沒有機會討論一下小哥哥的腳跟。某日在另一個村子,偶然碰到跑來這裡玩的兄弟倆,大家正逗他們嬉鬧著,忽然喝醉的爸爸也出現了,弟弟被叫過去罵,哥哥臉色雖然驚恐,卻一溜煙地跑走了。

腳跟就這樣了?沒有問題嗎?劇組的人常常在各自的角落看著已經又追來跑去的這個小傢伙。有的人搖頭不安,有的人搖頭感嘆他的復原能力如此驚人……,「我覺得他是故意跳下去的!」有一天,副導忽然對我說。「怎麼可能?」「真的!」「他忽然衝過來,我還來不及抓住他。他衝到水池邊還跳起來才下去的。不然他怎麼下去?」……好像也對,如果是跑過去應該會先撞到大石頭吧!……「他眼睛上的手帕沒有綁緊嗎?他看得到嗎?」「不知道,可是那時候池子這邊並沒有小朋友,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就覺得他好像玩瘋了忽然跑過來跳下去的」,我因為那一刻背對著水池什麼也沒看到,所以這段驚人的談話就簡短的結束了。(上)

想到哥哥發白的嘴唇和顫抖的樣子,我並不覺得他是故意跳下去的。但是我的確看到他一蒙上眼睛當鬼的時候,完全不像別的小朋友那樣用腳一寸一寸地往前探測,雙手胡亂瞎抓(因為眼睛蒙好後,還會被原地轉幾圈)。他是聽一兩秒聲音,就子彈一樣地衝出去了,我們還試過怎麼讓當鬼的偷看不了,所以他是真的什麼都看不到就敢衝的……然後,就像副導說的,他如果只是往水池盲目地跑過去,他應該是會先踢到,或撞到那些大石頭的。(大石頭約莫有三十公分以上的高度吧!)那麼首先他就應該有擦傷……,之後人會栽向水池吧,可是大石頭也蠻寬的,那他應該是撲倒在大石頭上,或是頭下腳上地栽到水池邊上……,所以他真的有跳過大石頭啊?……越想我就不免越驚恐想起來,這個小哥哥真的很寂寞吧?喝醉的爸媽是不是有當眾發過酒瘋讓他抬不起頭來呢?會當著別的孩子的面出手教訓他嗎?弟弟是這麼人見人愛,他真的樂於隱身其後嗎(我們第一次去學校拜訪時,矮冬瓜弟弟光報自己的綽號,一屋子老師和同學全都笑了,輪到小哥哥站起來,他只說我是某某人的哥哥,大家的眼光就移往下一個人了。)?爸媽宿醉不醒,或是連著幾天不在家的日子,飯怎麼吃?沒有乾淨的衣服時要怎麼穿?功課不會怎麼寫怎麼交?當眾被修理時的難堪要怎麼化解?他有教過弟弟嗎?……是不是眼睛一蒙起來,他就可以忘記別人看他的眼光,就可以完全放縱體內那個體能超強的十二歲男子漢!他應該不是偷看到我轉身走了故意衝過去的,要不然他不會嚇成那樣,他是覺得有人會抓住他吧?那麼是「感應」到大石頭,或是別人的驚叫加上本能的直覺讓他瞬間跳起來的嗎?……,這個布農族擅跑的孩子是真的可以長成一個手擒山羌,力搏野豬、黑熊的戰將的吧?!或者手持番刀奔跑在原始林及山稜線上和有車有槍砲的部隊作戰……,或者在深谷溪澗裡射著魚,然後忽然抬頭,看到梅花鹿靜靜的站在霧裡……,我沒敢問他,我問了另外一個比他大的孩子,「你長大會喝酒醉嗎?」他先是皺眉搖了搖頭,可是隨即又看了我一眼,好像已經失貞了那樣老成地撇嘴笑笑,「不知道,不一定」……誰來保護這些小戰將呢?

「唉啊!想太多,他怎麼可能自己跳下去……」對啦!應該也是不可能吧!應該是沒有這回事的……,這個結論在我心裡反覆了幾百遍。

不存在的事情往往這樣莫名其妙地佔著很大的份量。


《45 度C天空下》連續劇的拍攝,我們從《愛呆西非連加恩》這本書出發,卻走到許多看不見的傷痛縫隙裡去。本書作者溫郁芳看到有時人心因為天真、敏感、多情,反而容易沉淪,並試圖探尋救贖的可能。謹此以人心的探險與讀者分享,並特別要請加恩和他的讀者們諒解改編的幅度。(下)

民進黨的明天 「無需阿扁」

Posted: 2005/12/07 by su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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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詩萍/作家、資深媒體人(台北市)

此刻,絕對該是「新民進黨論述」登台的最好時機。縣市長選舉退守六縣市,「台灣之子」阿扁的傳奇幻滅,黨內接班四大天王紛紛折翼、受傷嚴重,連看好的青壯代學運領袖都在選戰裡中箭落馬。要說此刻,只須安定、只要團結,而非民進黨重新定位的關鍵時刻,那民進黨就真的沒有明天了。

國民黨勝選後,馬英九說得很謙虛,卻說到骨子裡,「民進黨是被自己打敗的」。但馬英九說得太客氣,事實上,民進黨在「被自己打敗」的當中,有絕大部份是「被阿扁打敗的」。民進黨能中央執政,風光一時,又能在縣市長選舉敗得如此之慘,的確「成也阿扁,輸也阿扁」。

若仔細回顧阿扁的竄起,可以發現,阿扁的聲望是牽動著民進黨的選舉成績單的。阿扁的台北市長幹得輝煌,他旋風式的全台助選,不但為民進黨打下一九九七年縣市長選戰極輝煌的戰果,也為他日後「輸掉市長,贏得總統」舖下了雄厚基礎。二○○○年政黨輪替後,「台灣之子」阿扁的「新中間路線」清新訴求,替他爭取到民調七成五的滿意度,這是阿扁政治事業最高峰。隔年的立委選戰,民進黨順勢成為國會第一大黨。

然而,阿扁個人政治聲望的高峰,到此止步。「八掌溪事件」與「核四停建」,如今看來,恰如兩起「政治隱喻」,前者意味著政府效能失靈,反應遲鈍;後者象徵了民進黨只會「翻舊帳」,不會「往前走」。二○○四年阿扁即使艱苦贏得連任,必須注意,同年底的立委選舉,藍軍卻扳回一城,綠軍依然無法在國會過半。

可惜的是,他沒覺悟。拚經濟,成口號;搞選舉呢,依然玩弄族群議題帶頭噴口水;講廉潔呢,第一家庭不時涉及、捲入金權疑雲;說效能呢,民進黨籍的三任閣揆,表現好的,亦只能說差強人意,差的就更是弊案纏身,無暇他顧了!

作為一位領袖,阿扁尤其糟糕的是,他把「權謀」不僅用到與在野黨的較勁上,例如「核四停建」讓連戰吃了一計悶巴掌,「扁宋會」狠狠耍了宋楚瑜;尤有甚者,他還權謀的,在黨內防謝、擋蘇,硬拉拔聲勢不如兩人的張俊雄、游錫堃。整個民進黨,要說在阿扁手上被消耗得最嚴重的,無疑是「派系民主」與「由下而上的批判精神」兩大傳統。但當阿扁嫡系羅文嘉提出「新民進黨論述」時,看看阿扁是如何酸言酸語回應的!即可知,民進黨在「敗也阿扁」的這股力道上,走向這次縣市長大選慘輸的境地,實在其來有自。

也許,很多民進黨人,都期待看到阿扁「反躬自省」。我卻認為,這是不夠的。一則,阿扁這幾年已經「透支了」他的信譽,再把民進黨二○○

八年以前僅剩的自省空間,寄託於他身上,風險實在太大。二則,民進黨已經飽嚐「成也阿扁,敗也阿扁」的教訓,「一黨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也」,民進黨理應重振「派系民主」、「論述領導」的優良傳統,在最短的期間內,為「新民進黨論述」找到新定位。

阿扁註定「跛鴨」。而國民黨的馬英九,已經用行動力與選戰實質斬獲,把「政治鐘擺」逐漸拉向藍軍。民進黨何去何從,勢必要從想像一個「無需阿扁」的新年代開始!

【2005/12/06 聯合報】

看看蒼生拜託,管他帝王將相!

Posted: by su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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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同/暨南國際大學資工系教授(新竹市)

我小的時候很怕念歷史,因為歷史上記載的老是皇帝的故事,某某皇帝去世以後,某某皇帝繼位,我就是背不出來,考試也考不好。現在國家已經沒有皇帝了,但是似乎我們仍然關心朝廷裡的大官們。

大選才過,百里侯都已定案,但是媒體上討論的仍然是大官們的出路問題,民進黨的黨主席由誰來做?總統該不該道歉?總統這幾天在做什麼?閣揆會換嗎?馬英九會和宋楚瑜見面嗎?明年,誰會出來選北高的市長?我們雖然是一個民主國家,不知何故,我們卻對大官特別有興趣。

我們在電視節目中,一定會看到有些專家在談蘇貞昌何去何從。誰都知道,蘇先生雖然暫時失業了,總不會立刻變成了窮人吧!他一定可以不愁吃不愁穿好一陣子,我們為什麼如此關心像蘇貞昌這類人呢?他們沉寂一段時間,又會東山再起的。

在大選前夕,當眾多候選人和輔選人民在台上哭成一團的時候,我們在報紙上看到一則令人心酸的消息,一位收入不高的父親,付不出三歲兒子的幼稚園學費,一再和園方協商,最後因為受不了這種欠債所帶來的痛苦,竟然自殺了。當候選人在台上流淚的時候,也有熱心的支持者在台下流淚,但又有多少人為這位低收入父親流淚呢?

選舉已過,我們都應該不要再關心候選人的出路了,我們應該將我們的眼光從這些帝王將相那裡移到天下蒼生去。我們國家有很多孩子交不出營養午餐的費用,很多孩子交不起學費,很多年輕人找不到工作,這些都是我們該關心的事,但是又有誰關心他們呢?

有一位老師寄信給我,他說他最擔心的是社會漠視社會邊緣人下一代的教育問題,他曾寫信給全國收視率最高的電視台,希望他們關注一下這個問題,但是這個電視台連回信都沒有。

當我們全心全意重視大人物的時候,我們會對於大人物該做而沒有做的事情無動於衷。我們的漁民因為不懂英文而吃了大虧,政府應該有人負責的,官員也應該有人下台的。可是媒體對這類事情卻沒有多大興趣。立法院裡,也沒有立法委員對這件事追究到底。

我們不該管誰來做大官,或者大官將來去做什麼,而應該關心政府究竟做了什麼,我們眼看這麼多的工廠移到了大陸,我們政府究竟有什麼對策?我們眼看我們的技職體系教育被解體了,我們的政府有何對策?我們眼看黑道大哥越來越囂張,在一位老大舉行葬禮的那天,居然宣布那一天是台灣和平日,試問,政府對於黑道,有何良策?

一場選舉,多少政務受到影響,現在選舉已過,朝野有沒有認真地處理國家大事呢?看來,答案是否定的。執政黨恐怕已經心灰意冷,在野黨呢?他們一定在等著執政,未來幾年,他們恐怕希望執政黨一事無成,好讓他們在下一個大選中有批評執政黨的具體證據。可憐的是天下蒼生,因為極有可能,朝野都將我們忘掉了。

我們有時說「國事如麻」,所謂國事如麻,絕非大官們的布局如何複雜,而是國家大事如何困難應付。很多年輕學子們,對於誰出來做什麼官毫無興趣,他們最關心的,卻是為什麼我們在工業上落後了韓國。更使他們憂心的是,不論選舉的結果為何,我們好像都會繼續落後下去。

在此拜託大家,我們都該不要太關心誰來治國,而應該多多注意如何治國。以目前的情形來看,有可能朝野都只對於如何打倒對方有極大的興趣,而對於如何將國家建設好,卻沒有什麼觀念。這是誰的錯,這是我們的錯,我們該不停地提醒大人物們,我們對於你們的出路毫無興趣,但我們十分關心的是:你們究竟有沒有關心我們天下蒼生。

【2005/12/06 聯合報】

酷 Cool

Posted: 2005/11/16 by sun in

【2005-11-15/聯合報/E7版/聯合副刊】
【2005-11-16/聯合報/E7版/聯合副刊】

酷COOL
酷,是個人或小團體採取的反對態度,用以表現對當權者的反抗……更簡單地說,我們視酷為永久的個人反叛的狀態……

Dick Pountain &David Robins/作 李佳純/譯
什麼叫酷?

一九九九年三月,發源於舊金山,全球最大服飾品牌、販售藍色牛仔褲給數個世代牛仔和青少年的李維.史特勞斯公司,宣布將關閉美國國內半數的工廠,並解雇六千名員工,理由為銷售數字下滑(從一九九○年至一九九八年間,李維公司的市場佔有率縮減成一半),但在這個理由之下,還有另一個原因酖酖李維的藍色牛仔褲已經不酷了。酷與不酷,何謂酷的問題不只在校園裡被討論,也是從軟性飲料、零食,到服飾、汽車、電腦等公司會議室裡的重要議題。利潤和工作機會所仰賴的,恰是對許多人而言膚淺而幼稚的特色。

構成酷的要件

到底什麼是酷?從幾個層面來看,這都是個難以回答的問題。首先出現的是本體論層面的問題:酷的本質是什麼?它是一種哲學、感覺、宗教、意識形態、人格類型、行為模式、態度、時代精神,還是一種世界觀?在此我們先不為這個問題煩太多心,把樂趣留給別人。我們反而是採取一個不時髦的天真態度,簡單地接受酷是一種現象,可以讓人一眼辨識,就從它對人類行為和文化產品酖酖語言和舞蹈、電影電視節目、書籍雜誌、音樂、服飾、繪畫、汽車、電腦或摩托車的影響看出來。我們不須仔細調查也能明白,酷不是產品固有的東西,而是存在人們對待它的態度之中。李維公司很辛苦才發現,酷不是織在他們藍色牛仔褲中的固有特質:是穿著牛仔褲的人對李維公司的看法,才讓它們變酷。不出幾年,那種看法就悄悄被吸引到凱文.克萊(Calvin Klein)和湯米.希費格(Tommy Hilfiger)這兩個廠牌去了。

根據報導,約莫是李維公司關廠的同時,該公司的行銷副總裁說了以下這句話:「年輕人要的是被同伴接受」(《紐約時報》,哈爾.艾斯班(Hal Espen)),但這句話只對了一半,且正好顯示李維公司錯得有多離譜。年輕人不只要同伴的接受,他們同時也要讓父母覺得傷風敗俗。在五○年代,讓李維變酷的是這類服裝和勞工階級的連結酖酖「藍領」一詞指的正是藍色牛仔布工作衫。在五○和六○年代時,中產階級的年輕人不穿灰色法蘭絨而穿藍色牛仔服裝,是種象徵性的反叛。然而到了九○年代,這些服裝叛逆者成了父母親後,還是穿著李維,因此他們的子女必須另找不同方式以示叛逆。

現在,我們大略可以得到一個有效定義酷的基礎。酷,是個人或小團體採取的反對態度,用以表現對當權者的反抗酖酖不管當權者是父母、教師、警察、老闆或獄卒。更簡單地說,我們視酷為永久的個人反叛的狀態。是為永久,因為酷不只是某種「經歷過的階段」(長大了就不再有),而是一旦獲得就會持續一輩子;說是個人,因為酷不是種集體政治反應,而是個人的反抗立場,它不以刺耳的標語之姿出現,而是把叛逆隱藏在諷刺的泰然自若的面罩之下。這樣的態度逐漸成為西方社會主要的人際關係,一種嶄新且不屬於宗教的德行。再也沒有人想當好人,大家只想酷,這層慾望不再限於青少年族群,而是可見於相當多的各種族群,甚至是永遠受六○年代反文化影響的五十歲以上人士。

這點帶來為酷下定義時所碰到的第二個難題,也就是它的易變性。如果酷不是物品之中固有的東西,而是人身上所固有的,那麼所謂的酷便會因時、因地、因世代而異。迫切想「將酷解碼」的李維公司行銷經理知道,他們的牛仔褲因歷史偶然而得到酷的地位,光靠廣告是無法重新奪回的。

不管在任何一個時代,對於總是害怕出糗的所有青少年而言,酷作為一種對抗手段具強烈意義,但在人們為了使自己既能成為個體、同時又可為團體接受所做的一連串冒險協商中,酷也扮演部分角色酖酖它與個體性和歸屬感以及兩者之間的張力息息相關。一旦獲得了酷,它不會很快消逝,而且既然酷的現代形式出現於五○年代,現在仍在世的至少有四個世代的人有他們自己的酖酖通常嚴重衝突的酖酖關於酷的定義。近期的研究顯示,三十歲以下的吸毒者當中,大多數人的父母在六○與七○ 年代初次接觸藥物(當時他們自己是酷的),他們現在十分困窘,不知該和子女說什麼。接下來的每一個世代都覺得「真正」的酷是純粹的而且與存在主義有關,只有他們才了解酖酖酷在他們的時代才建立起來,在五○年代的爵士酒吧,在六○年代的
嬉皮音樂節,在七○年代的龐克爆炸。構成酷的要件之一絕對包括了延長的青春期,部分成因是來自對成長的病態恐懼酖酖只要去過五十幾歲人辦的派對,看到他們隨〈Get Off of My Cloud〉起舞,就可以一瞥死之舞(danse macabre)。

在另一方面,酷也是青少年早熟的表現(尤其在性方面和對政治的譏諷)。老一點的時髦人士發現,他們在六○年代作為挑釁的行為早已數見不鮮:街上、咖啡店、電影院和舞廳裡,滿是將長髮和鼻環視為溫和社會宣言的活潑年輕人。

酷的流行文化

  獨特的服裝和髮型一直都是酷的關鍵意符,但這並不是說流行和它有全然的關係。流行是酷展現自己的場所,但穿透更深,深到有如哈姆雷特(文學中最早期的酷英雄之一)所言:「但我心裡有非外表能宣洩的悲哀。」酷不像諷刺裡可以看到的,僅僅是薄情、缺乏熱情或熱忱。酷真正的作用是在內部:在花錢購買制汗劑和湯米.希費格服裝的十七歲年輕人心裡,他喜歡鏡子裡看到的自己(但同時也和內心的恐慌對抗著,怕自己真正的感覺一旦浮現會不知所措);也同樣存在成功、時髦、被男人奴隸般虐待的年輕女人心裡。許多的現代自我意識就是由酷這個有力的心靈接著劑黏合在一起。小心翼翼培養出來的酷,能將最強烈的情感和最暴力的情緒封存在內心裡。酷在美國貧民窟的街頭文化中,就如同幫派饒舌中所頌揚的,被認為是贏得尊重的重要來源,人們不惜殺人也要維持酷。

我們很容易會將酷視為一個主要以男性為本的現象,一種年輕男性對華麗外表和情感疏離的誇張表現,但事實上更為複雜。許多五○年代的原創酷角色模範酖酖詹姆斯.迪恩、法蘭克.辛那區、馬龍.白蘭度和蒙哥馬利.克里夫酖酖都象徵了傳統陽性形象的女性化,以及與傳統男性雄風建構下理想男性角色的脫離。還有,在電影和流行音樂界,酷的女性角色模範一直有其強烈歷史傳統,從葛莉泰.嘉寶(Greta Barbo)、芭芭拉.史坦威(Barbara Stanwyck)、瑪琳.黛德麗(Marlene Dietrich)和蘿倫.畢考(Laurent Bacall)到比莉.哈樂黛(Bil-lie Holiday)、妮可(Nico)和克莉絲.海德 (Chrissie Hynde)。作為一種新的俗世美德,酷如同從前激勵男性一樣在激勵女性,從精明的電視台主管到住廉價住宅區的單親媽媽同受鼓勵。

酷目前的形式的確源起戰前的美國黑人文化,經由好萊塢電影和搖滾樂吸收傳播。然而,我們必須說明,類似現象在許多世紀以來曾在許多不同國家浮現,戰後的數十年間酷甚至明顯受到歐洲影響力的形塑,特別是英國的流行音樂和英式幽默感。

酷是一種叛逆態度,所要表達的信念是,你身處的社會主流道德觀對你沒有合理性,也不適用在你身上。它是種自給自足的、個人主義的態度,然而在定義分明的同儕團體裡,它也極度推崇友誼的價值酖酖當然,酷也努力脫離家庭關係,這種關係過於親密也太具侵略性,使得自我創造(self-invention)的空間不足。酷和享樂主義深切相關,但往往到達自我毀滅的狀態,和死亡招手:意外、自殺、或是混合兩者的模稜兩可行為(例如機車意外,或是自慰時因窒息性性快感而死)。酷曾經是叛逆者和處於劣勢的人酖酖奴隸、囚犯、政治異議者酖酖培養出來的態度,對他們來說,公開反抗引來懲罰,因此他們把反抗藏在諷刺疏離的一座牆後面,避開當權者,而不是直接去對抗它。五○年代時,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廣泛採取這種態度,酷也因此滲透到流行文化中,造成酷在今日成為一種主導的態度,甚至(或說尤其是)在坐擁財富和特權的人士之間也是如此,他們可以僅僅將酷作為一系列武器中最新型的一項來使用,用以貶損比自己「社會地位低下」的人。

酷的新仲裁者

報紙編輯和行銷部經理恬不知恥地拿酷當餌,希望難以掌握的青少年市場能上鉤。在英國,很少有讀者不會注意到近年來的嚴肅報紙酖酖《泰晤士報》(The Times)、《電訊報》(The Tele-graph)、《觀察家報》(The Observer)、《獨立報》(The Independednt)和《衛報》(The Guardian)發生了非比尋常的轉變,差不多已經讓各報變得面貌全非了。當電視取代報紙成為傳播新聞事件的要角,這些「嚴肅」的報紙現在賣的是生活形態和輿論,從時尚和流行報界找來大量專欄作家與編輯,以對於凱旋前進的酷提供「可靠」報導。類似的趨勢可見於電視節目本身,以至於一位九○年代的媒體總裁(他在同事間的稱號是「酷王」)據說在委任節目製作時,完全只考慮節目是否能讓他的電視台呈現合適的時髦(Hip)形象。目前證據顯示,這類策略並無法阻止報紙銷售量下滑及讀者人數減少的命運。

一九九七年新勞工黨政府(New Labour Government)的選舉,讓這些報紙專欄作家對於輕率炮製出來的「酷不列顛」的概念採取支持或是炮轟的立場,兩者對戰的方式就是盡可能把酷的雙關語放進新聞標題裡。某家報社甚至把酷選為「年度風雲字眼」。浮誇的雜誌把這個字濫用在封面裡,以利用其「安慰人心」的效應,大肆誇示只要花二點五英鎊,你就可以身為圈內人。還有一些較深思熟慮的評論家,試圖打一場無望的戰鬥。英國電視評論家戴斯蒙.克利斯帝(Desmond Christy)諷刺地抱怨道(《衛報》,一九九七年七月三日):「假使你不用『酷』這個字作為你對許多問題和情境的回答,你就不太能在媒體找到工作。(Christy, 1999)以下是幾個例子:『你認為昨天的〈X檔案〉如何?』回答:『酷。』『我投給新勞工黨。』回答:『酷。』你很快就能學得竅門,讓你再也不怕沒有東西好說。」《獨立報周日版》曾經刊登過一個愚昧的專欄「真正酷指南」,以攻擊「酷不列顛」的反對者:「酷當然很重要,」文章裡愚蠢地說:「酷是我們一切嚮往的總和。酷不是一個影像、一種觀看、說話或行事方式。酷是一種存在。」這句話激怒《衛報》回敬了一篇〈酷的迷思〉,表示酷是一種行銷陰謀,由英國唱片公司與某美國冰淇淋公司合夥幻想出來。這些新聞界的扭曲雖然引人發笑,但卻不能幫助我們了解酷到底代表了什麼。 (上)



1998年英國健康教育海報中毀於海洛因的年輕人。因為年輕族群四處搜尋這張海報,以便掛在自己的臥房裡,結果海報不得不被撤換。


劇作家布萊希特(Bertholt Brecht)是忠誠的共產黨員,也是玩世不恭的諷世者,被視為兩次大戰之間「酷的原型」。


如果酷是人與生固有的特質,而不存在物件本身,那麼何謂酷便因時、因地、因世代而異。右圖為丹尼.鮑依導演,1996年的影片《猜火車》。


酷的個性

我們主張酷是一種態度或個性,在很多不同歷史時代、不同社會裡浮現,它提供了不同社會功能,但還是可以就三個核心人格特質被認出來,也就是自戀,諷刺的疏離,以及享樂主義。

自戀的意思是對自我過度崇拜,尤其是個人外表,它會讓人產生一種感覺,以為世界繞著你轉並分享你的喜怒哀樂。在最正面的情況下,這種自戀是種有益的自我頌揚,甚至是在較為負面的表現形式下,自戀可以助人有效地去適應令自尊受傷的壓迫性情境。這類情境似乎不只包括了明顯的貧窮經驗、政治鎮壓和暴政,甚至也存在可見於開發國家之崇拜名人的消費者民主政體。當然,對任何清教徒文化而言,自戀似乎是虛榮之罪。

諷刺的疏離就是隱藏個人感覺、表現出相反感情的詭計,例如,面對危險時假裝不勝其煩,或面對羞辱時假裝覺得有趣。哲學家分辨出諷刺的幾種類型,包括蘇格拉底式的諷刺,就是不把全部的意思說出來,讓對手誤以為可以放鬆警戒,事實上卻一擊攻進對方的論點;還有浪漫式(Romantic)諷刺,也就是對所有事物的確實性抱持全然的懷疑態度(以尼采的格言為例)。酷的諷刺帶有這兩種意義,讓它在攻防時既是有效的口語武器,在維護保護性的酷個性上也格外重要。諷刺讓人猛烈進攻,但表面上又維持文明的樣子,美國黑人傳統裡以「欺騙性」語言來和白人威權角色說話,把從屬關係誇張到一種程度,變成了侮慢。

享樂主義比較無須贅言,但也許須要指出酷的享樂主義比較傾向俗世、冒險、甚至狂歡,而非愉快的快樂。在最簡單的狀況下,酷的享樂主義就是被美國憲法奉為神聖使命的對快樂的追求,由托克維爾(de Tocqueville)傳神描述為「一種對肉體滿足的熱愛,所謂讓一個人狀況更好的概念,競爭帶來的刺激感,預期中成功的吸引力。」然而,早在佛洛依德之前,從莎士比亞到巴爾扎克的藝術家已經了解到,人們對於快樂的追求很少是單純的。

在某方面而言,酷似乎是競爭的對立面酖酖漠不關心、冷靜地拒絕參與人類的遊戲規則酖酖事實上它卻是隱藏了驚人競爭本能的膚淺姿態。有關酷競爭的這一面,最明顯的就是在性征服方面,緊接在後的便是服裝方面。如果有任何一位讀者懷疑這個矛盾的真實性,或是難以了解其極端之處,他們可以思考一個特別的範例酖酖所有遊戲裡面最酷的一種,撲克,是由數個人以一疊紙牌為工具來競相比酷,目的是在經濟上和心理上征服對方。

在此,我們不會把酷當作具有特別政治內涵的意識形態;相反地,在不同的時代,酷本身曾與許多目標和信條攀附上關係,種類之多令人大感不解,從牛仔大男人氣概到動物權,從和平主義到恐怖主義,以及從熱中於自由市場到反資本主義的無政府主義。在如此歧異的表現形式背後,我們還是可以辨認出酷的倫理以及應用到的美學。舉一個表面上彷彿無關緊要的姿態來說好了,太陽下山以後還戴著太陽眼鏡。無論配戴者是電影明星、搖滾歌手、在伊比扎島徘徊找性伴侶的十八歲年輕人、都市游擊隊員或是拉丁美洲獨裁者,這個姿態都傳達出疏離和自戀所蘊含的意義。(下)

誠品敦南店的三倍大 誠品信義店自許閱讀博物館

Posted: 2005/11/12 by sun in

【2005-11-12/聯合報/C6版/文化】
敦南店三倍大
誠品信義店自許閱讀博物館

記者陳宛茜/台北報導

今年跨年夜,台灣最大的書店陪你倒數計時!誠品書店創辦人吳清友宣布總面積達7500坪的誠品信義旗艦店,將於12月16日試賣,明年元旦凌晨零時正式開幕並舉辦跨年派對。

12月16日 開始試賣

今年6月,誠品打敗強敵SOGO百貨集團,拿下信義計畫區統一國際大樓的經營權。誠品重新打造該大樓地下2樓到地上6樓共8個樓層,變身為「誠品信義旗艦店」,面積是是目前誠品敦南旗艦店的3倍大。吳清友形容它是「百貨零售業的新模式」,更是「台灣望向世界的一個文化窗口」。

誠品執行副總廖美立表示,誠品信義旗艦店包括書店、兒童館、美食廣場、流行廣場、風尚館、文化廣場等,其中位於2到4樓的誠品書店面積達2500坪,5樓的兒童書店則有500坪,書店面積共3000坪,藏書30萬種共百萬冊,預計每年吸引1000萬人次的讀者,不論面積、藏書量都是「台灣第一」。

簡體館 全台最壯觀

綜合書店區包括歷史武俠館、簡體館、詩廊、政府出版品館、理工館、飲食館、偵探推理館、圖像閱讀館,其中簡體館、理工館、參考書館都是誠品第一次設主題館。180坪、擁有121個書櫃的簡體館,更是全台最大的簡體字書店。兒童書店則仿歐美設「兒童博物館」,裡頭有「便利超商」、「主播台」等各種生活情境,讓小讀者從「角色扮演」中獲取生活知識。

關門時間 凌晨兩點

台灣出書量過高,擠壓新書「面對讀者」的時間與空間。吳清友表示,信義旗艦店將積極扮演出版社與讀者之間的溝通平台,增加新書在書店擺放的時間與空間。雖不是24小時書店,信義旗艦店的營業時間仍比一般書店長,關門時間是凌晨兩點。新書平台區一次可擺放新書1200種,為敦南店的3倍,退書周期也從120天延長到150天。

磨石地板 凸顯台味

吳清友形容信義旗艦店為「閱讀博物館」,不論空間、藏書都呈現博物館的博大、精緻氛圍。他找來長期合作的建築師陳瑞憲設計書店空間,為了凸顯台灣特色,運用大量台灣本土建築元素如磨石地板,卻又不失現代感。

據悉,誠品信義旗艦店光是裝修費便高達6億,加上1億元押金和2億元的庫存書費,以及不低的租金,財務負擔相當沉重。但吳清友信心滿滿表示「第一年便會賺錢」,他估計首年營業額便會超過12億。

扁批檢調 勾結立委 檢察官轟扁「強姦司法」

Posted: by sun in

【2005-11-09/聯合報/A3版/焦點】

扁批檢調 勾結立委
檢察官轟扁「強姦司法」
法務部查賄部落格 林秀濤:扁把檢察官當白痴耍 檢協聲明對扁說法錯愕

記者何祥裕/台北報導

陳總統日前在選舉造勢場合稱有偵辦高捷案的檢調人員「勾結」立委洩密,引起檢察官反彈。

「中華民國檢察官協會」昨天發表聲明說,陳總統之言使他們深感錯愕;在法務部官網「查賄部落格」中,有檢察官以「強姦司法的總統」為文,批總統此舉豈非把檢察官們當白痴耍猴戲。

有四百多名現任檢察官會員的中華民國檢察官協會發表聲明說,陳總統「語出驚人」,令他們深感錯愕,「也憂心數十年來檢察官在工作上兢兢業業的努力營造,連同司法公信,會因為總統的臆測再次受到人民質疑。」

檢協會表示,「偵查不公開」一直是全體檢察官崇奉的正當法律程序之一;關於高捷弊案,因為偵查內容不宜公開,導致社會大眾對於偵辦進度落後的質疑,而部分人士的相繼爆料,是否真有洩密情事,大可查辦。

檢協會認為,但若是藉由選舉語言不當剪輯,附和爆料,重創司法威信,檢察官們深不以為然;「明法制、去私恩」是檢察官對人民的許諾,亟盼掌握權柄的大員能體諒。

近日法務部官方網站中開闢「查賄部落格」,讓檢察官可以自己開闢部落格與民眾溝通,其中台灣高檢署檢察官林秀濤以「強姦司法的總統」為主題,痛批總統的「檢調勾結民代」說,成為所有部落格中點閱率與回應最多的部落格。

林秀濤在文中指出,總統六日在台中助選時的「檢調勾結民代」話語,讓人覺得這次查賄像師出無名,因此查到國民黨的統統不算數,查到民進黨的都是司法迫害;為何司法普遍不受尊重,因為連總統都這樣說,更何況升斗小民?而那些任勞任怨的小檢察官們,豈不是都是白痴耍猴戲,還查什麼賄?

重讀王造時《怎樣打倒貪汙?》

Posted: 2005/11/11 by sun in

重讀王造時《怎樣打倒貪汙?》
台灣政治上的防腐機制很健全,但貪瀆程度卻高得驚人。為什麼?怎麼辦?

龔濟/新聞從業人員(台北市)

王造時一九三○年代在英國,聽到有人說:「政府就是有組織的強盜集團」。回國後,對照當時的時局與政風,寫了一篇文章《怎樣打倒貪汙?》由於他的社會地位與聲名,再加上人民對清明政治的渴望,這篇「切中時弊」的文章頗引起注意。

王造時,一九○二年生,江西人,一九二五年畢業於清華學校高等科,留學美國,在威斯康辛大學攻讀政治學,得碩士、博士學位。一九二八年自美赴英,在倫敦大學研究。一九三○年經蘇聯返國,受聘為上海光華大學文學院長兼政治系主任,發表一百多篇論文並出版不少著作與譯作。九一八事變,王造時發起組織上海各大學教授救國會,支持十九路軍和淞滬抗戰,與宋慶齡、魯迅等人組成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並創辦《自由論壇》雜誌,批判國民黨的貪汙與腐化。一九三六年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他當選執行委員,被國民黨逮捕,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

中共建政後,王造時的政治態度又不容於這個新政府,一九五七年被「欽定」為「大右派」,歷經磨難。文革時又以「反革命」罪入獄,一九七一年終被折磨而死。

王造時在《怎樣打倒貪汙》那篇文章中說:「私人做強盜,不過幾個人偷偷摸摸,懷著手槍,攔路行劫,或闖入人家,捲取些金銀財物而已;被軍警捉住之後,不是永遠監禁,便是槍斃砍頭。若官吏要做強盜,那就不同了。他們有軍警做工具,有法律做護符,上有頭目,下有嘍囉;全個政府變成強盜機關。他們的掠奪,是有組織的;他們的榨取,是有系統的;他們的勢力,是籠罩全國的。你要反抗,他們有得是子彈給你吃;有得是監獄給你坐。他們所搶的數目,又何止數十百千萬!」

所以王造時號召民眾起來制裁貪官汙吏。他指出:「他們把我們小百姓當作告朔的餼羊,何曾認識我們是他們的主人?這種情形若不改變,什麼主義都談不上,什麼主張都行不通。我們國民不起來打倒貪汙,恐怕沒有安生的機會;政府自己不設法肅清貪汙,恐怕政治生命真要『壽終正寢』。」

王造時認為貪汙的成因有五:一、文官制度不健全,官吏任期無保障,且不透過考試甄選人才。二、公務員待遇太低,也無退休養老制度。三、法律對貪瀆者懲罰太輕,不能發生警惕效果。四、輿論監督力量不足,貪官沒有公議制裁。五、國家尚未建立民主制度,行政部門沒有議會的審查、制衡。

這是國內當時的情形。但是六十年後的台灣,上述制度上的缺失,今天可說一項也沒有。以言公務人員的服務條件,有任用法、考試法、俸給法,待遇中上,退休養老都有保障。以言對貪汙的處罰,依《貪汙治罪條例》所定,最重者可判無期徒刑。以言輿論,台灣新聞事業相當發達,在政府胡蘿蔔與棒子的兩手策略之下,仍有不少媒體本於社會責任及道德良心,堅持揭發和批評政府的違失。以言民主制度,在五權憲政體制下,除立法院和司法院之外,我們較之一般行憲國家還多了考試院和監察院,對行政部門的監督不能說不夠嚴密。

但是,在台灣的這個中央政府,其弊端之多,貪風之盛,已到了使人咋舌的程度。我們要問:既然防貪的圍牆一層又一層,為什麼沒有效果?原來民進黨政府操作政治有一套特殊手法:能控制的司法、考試和監察系統都徹底掌握,使成為御用工具;不能完全掌控的立法機關和新聞機構,則以不理會對待之。對國會和媒體的質詢與評論,完全漠視與鄙夷。當「法院是民進黨開的」,監察委員是總統派的,五權至少缺了三個半,部分立委和記者「吵吵鬧鬧」,豈奈我何?

民主制度對政府的制衡機制有二,一是分權,一是公民投票決定執政者進退。現在台灣的政治,分權制已告失敗,剩下就是由公民決定是否換政府了。

台灣選民已換了一次政府,當然可能有第二次、第三次……。很多人不關心藍綠,只是認為,必須政黨輪替四、五次以上,台灣才可望走上真正的、健全的民主大道。

【2005-11-10/聯合報/A15版/民意論壇】

How Breweth Java With Jesus

Posted: 2005/11/08 by sun in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3, 2005]
How Breweth Java With Jesus
By DAMIEN CAVE



STARBUCKS coffee cups will soon be emblazoned with a religious quotation from Rick Warren, the best-selling author and pastor, which includes the line, "You were made by God and for God, and until you understand that, life will never make sense."

Meanwhile, hipster havens like Urban Outfitters have made a mint selling T-shirts declaring "Jesus Is My Homeboy." Alaska Airlines distributes cards quoting Bible verses, and at least 100 cities now have phone directories for Christian businesses.

Clearly, business owners have sensed a market opportunity.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it's a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The way in which religion allows itself to be reshaped by the larger culture, including markets, allows it to prosper and do well, but it also clearly changes its core values," said Charles Ess, a professor of religion at Drury University in Springfield, Mo. "The oldest Christians sold all their goods and shared them in common. They didn't shop and launch marketing campaigns."

Then again, Christianity seems to have done quite well by mixing worship and commerce. "Religion is like yeast in dough," said Michael Novak, a theologian at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It's in every part of life, so for it to show up everywhere is only natural - in commerce, politics, sports, labor unions and so on and so forth."

Not that the intermingling of faith and commerce is anything new. Christians have always used all available means and venues to spread the gospel.

"Jesus taught in the temple and the marketplace," Mr. Warren, the author of the blockbuster "The Purpose Driven Life," said in an interview.

When those with political power signed on, the intermingling of faith and commerce became official. The Roman emperor Constantine I may have started it all by converting to Christianity in the early fourth century. His epiphany led to the official sanctioning of the religion, transforming Christians from a persecuted minority to an honored elite. Overt expression of faith became a tool for getting ahead.

"If the empire is Christian and you're seeking power or success, well, you join the church," Professor Ess said. "Once it becomes a mainstream tradition, people join for all kinds of reasons."

"Since that time," he added, "the Christian church has been fairly savvy about the mix of power and faith."

Western history is rich with examples of the church-commerce concoction. In the 1800's, the image of Pope Leo XIII appeared on posters for Vin Mariani, a wine with cocaine that was a precursor to Coca-Cola. The pope honored the drink with a medal to show his appreciation for its effervescence.

In the England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ethodism and Wedgwood pottery spread from the same kiln. John Wesley and Josiah Wedgwood were friends and fellow Christians who joined forces in what might be described as cross-platform marketing.

"Wedgwood built its global pottery industry by selling little statuettes of John Wesley and the other superstar preachers of the day," said Philip Jenkins author of "The Next Christendom: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 "British capitalism was built on religious marketing - well, maybe."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United States, businesses, for the most part, did not use religion to sell products. They lacked the technology for mass production, and the Puritan influence helped forge an opposition to showiness or material embellishment.

And according to Robert W. Fogel, a Nobel-winning econom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public largely assumed that prominent businessmen were devout. Many were educated in universities that focused on theology. Their products did not reflect their beliefs because their lives did.

"John D. Rockefeller is a classic example," said Mr. Fogel, author of "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 and the Future of Egalitarianism." "All of his life, he gave 10 percent of his income to the Baptist Church."

From World War I to the 1950's, the nation became more secular, Mr. Fogel said, while the business of advertising and mass production rose. The advertisers sought to woo everyone, regardless of creed, and so avoided Christian themes.

In parts of the country, however, there was still a feeling that a business owner ought to be a devout Christian, and those who were not, like Jewish executives in Hollywood, often felt pressure to make a public show of addressing that expectation.

"That's why films in the 1940's show all Catholic priests as supermen," Mr. Jenkins said. "That may be the best example of intimidation, which of course only works when the assumption is that some businessmen are not good Christians. The more people assume that business is secular humanist liberal - e.g., by giving gay partner benefits - the more they may feel a need to reconcile 'people of faith.' "

And that may be position of Starbucks. It was widely criticized by evangelical Christian groups last summer after its cups included a quote from the writer Armistead Maupin that said, "My only regret about being gay is that I repressed it for so long."

Robert H. Knight, director of the Culture and Family Institute, one of the conservative groups that led the charge, said the company's support for liberal causes made it an obvious target.

"Starbucks has long served up a New Age secular worldview," he said. "It's about time that they acknowledged that 90 percent of Americans believe in God and that millions of them are Christian."

Starbucks executives deny that the company was trying to placate religious groups when it decided to add Mr. Warren's quote to its cups. "We're trying to show a diversity of thought and opinion," said Anne Saunders, a senior vice president in charge of marketing. "There is not a quote that's an answer to another."

In any case, if religion is good for Starbucks, is Starbucks good for religion? Being associated with a $5 soy mocha latte may spread the word, but at what cost to the image of a heartfelt faith?

"Sometimes it's so vulgar that it's not particularly good for religion," Mr. Novak said. "But if religion is in everything, it has to be in the vulgar stuff,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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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1800's, Pope Leo XIII's image was found on posters endorsing Vin Mariani, a sparkling red wine made with cocaine. Particularly fond of the drink's effervescence, he honored the wine with a gold medal.

The Perils of the Permanent Campaign

Posted: by sun in

中譯
The Perils of the Permanent Campaign
Can the public live with an adminstration that is cutting corners and ignoring the details?
By JOE KLEIN
from TIME MAGZINE, Sunday, Oct. 30, 2005

On Dec. 10, 1976, a young pollster named Patrick H. Caddell submitted to President-elect Jimmy Carter a 62-page memo titled "Initial Working Paper on Political Strategy." The subject was how to govern.

"The old cliche about mistaking style for substance usually works the reverse in politics," Caddell wrote. "Too many good people have been defeated because they tried to substitute substance for style; they forgot to give the public the kind of visible signals that it needs to understand what is happening." Caddell then made some famous suggestions about ways Carter could sell his substance: by conducting a humble, informal presidency, cutting back "imperial frills and perks," giving fireside chats, wearing sweaters instead of suits.

"Essentially," Caddell wrote, "it is my thesis governing with public approval requires a continuing political campaign." ("Excellent," Carter wrote in felt pen on the cover page, and instructed his Vice President, Walter Mondale, "See me on this. J.")

Thus Caddell gave a name—the Permanent Campaign—to a political mind-set that had been developing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television age. It has proved a radical change in the nature of the presidency. Every President since Lyndon Johnson has run his Administration from a political consultant's eye view. Untold millions have been spent on polling and focus groups. Dick Morris even asked voters where Bill Clinton should go on vacation. The pressure to "win" the daily news cycle—to control the news—has overwhelmed the more reflective, statesmanlike aspects of the office.

An overcaffeinated and underdiscerning press has become complicit in the horse-race presidency. New policies are analyzed politically rather than for what they are intended to achieve. Success is measured in days and weeks—in polling blips—rather than months or years. This has been a terrible thing: Presidents need to be thinking past the horizon, as Jimmy Carter belatedly proved. Some of his best decisions—a strict monetary policy to combat inflation, a vigorous arms buildup against the Soviet threat—bore fruit years after he left office and were credited to his successor, Ronald Reagan. But then, Carter was among the worst recent Presidents as a Permanent Campaigner.

George W. Bush may be the very best. Indeed, his Administration represents the final, squalid perfection of the Permanent Campaign: a White House where almost every move is tactical, a matter of momentary politics, even decisions that involve life and death and war. That is what the Scooter Libby indictment is really all about.

It is about trying to spin a war.

Bush's White House is a conundrum, a bastion of telegenic idealism and deep cynicism. The President has proposed vast, transformational policies—the remaking of the Middle East, of Social Security, of the federal bureaucracy. But he has done so in a haphazard way, with little attention to detail or consequences. There are grand pronouncements and, yes, crusades, punctuated with marching words like evil and moral and freedom. Beneath, though, is the cynical assumption that the public doesn't care about the details—that results don't matter, corners can be cut and special favors bestowed.

Bush opposed a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then supported it as a campaign ploy—and then allowed it to be slapped together carelessly, diminish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gencies involved.

The White House proposed a massive Medicare prescription-drug plan and then flat-out misrepresented the true costs (and quietly included a windfall for drug companies). Every bit of congressional vanity spending, every last tax cut, was approved. Reagan proved that "deficits don't matter," insisted Vice President Dick Cheney.

The second terms of Presidents are notoriously dreadful, but I wonder: Has the Permanent Campaign made the problem worse because it renders the politicians more myopic? Republicans seem better at campaigns, permanent and otherwise, than Democrats. It may be that conservatives just don't take governance as seriously as liberals do, and therefore have more freedom to maneuver. Didn't Reagan say government was "the problem, not the solution"? The very notion of planning for the common good, especially long-term planning, seems vaguely ... socialist, doesn't it?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is filled with hard-charging executives but bereft of meat-and-potatoes managers. Not much priority is placed on pedestrian things like delivering the ice to New Orleans or keeping the peace in Baghdad.

Important government agencies—the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are run by political cronies or worse, by special-interest allies of the President intent on eviscerating the regulatory power of the agencies they were sent to manage. There is an arrogant slovenliness to it all that neuters the essential tenets of the conservative vision—that efficient markets are the best way to create wealth, that Democrats are puerile dreamers and Republicans adult realists.

A library will be written about the President's decision to preempt the nonexistent threat of Saddam Hussein's chemical, biological and nuclear weapons. It was a tough call, with principled arguments on both sides, and it is easy to forget now that almost everyone, even the French, believed that the weapons existed. But there was nothing principled about the Administration's failure to recognize that lethal chaos was likely to follow the invasion. There was a delusional unwillingness to plan for a guerrilla insurgency, especially on the part of Secretary of Defense Donald Rumsfeld, who vastly underestimated the number of troops necessary for the operation—and who uttered some of the most embarrassing words ever spoken by a U.S. official as anarchy took hold. "Stuff happens," Rumsfeld said, when asked about the looting in Baghdad at an April 11, 2003, press conference. "... [F]reedom's untidy, and free people are free to make mistakes and commit crimes and do bad things."

But worse, far worse, was the tendency of the White House—particularly Karl Rove's message apparatus—to see the war as part of the Permanent Campaign, as a political opportunity at first and then, as the news turned bad, as merely another issue to be massaged. There is something quite obscene about the existence of the White House Iraq Group (whig). Its job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military or political situation in Iraq; it was created to market the war and to smear the President's opponents. Rove and Libby were at the heart of this group. Their decision to ask Congress for a war resolution in September 2002, two months before the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seemed an obvious marketing ploy. Rove told Republicans that they could "go to the country with this issue," that it would reinforce the party's image as strong on defense. The simultaneous decision to take the Iraq situat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was also a campaign ploy—polls showed the vast majority of voters favored this course—and a chimera. Both Cheney and Rumsfeld were opposed to the move, and Rumsfeld pretty much ignored it: he proceeded full-speed ahead, deploying troops for a late-winter invasion.

The rush to war was followed by a rush to peace, dictated by public relations needs and wishful thinking. The President's declaration that "major combat operations" were over on May 1, 2003, after he co-piloted an airplane onto the deck of the U.S.S. Abraham Lincoln and emerged, jazzed, in a jaunty flight suit, seems almost ludicrous in retrospect. And it was accompanied by the utterly irresponsible decision of commanding General Tommy Franks to leave the theater of battle, taking with him his entire headquarters staff—including hundreds of intelligence officers.

And so we come to June 2003, the month that Scooter Libby became preoccupied with Ambassador Joseph Wilson and his wife, CIA operative Valerie Plame. TIME Magazine first used the word mess to describe the situation in Iraq in a June 9, 2003, issue headline. In the same issue, TIME wondered about what ever had happened to the "Weapons of Mass Disappearance." At about the same time, the President was told, in a classified briefing by the CIA, that the U.S.-led coalition was facing a full-blown guerrilla insurgency in Iraq. Rumsfeld foolishly continued to deny this fact for another month.

In sum, June 2003 was the month that the vexing realities of the Iraq adventure first became clear to the Bush White House. It was also the month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began to act as if the war in Iraq were a public relations problem first and a military problem second. The WMD embarrassment clearly took precedence over the need to fight the insurgency. The White House created the Iraq Survey Group, sending former arms inspector David Kay and 1,200 intelligence officers to search for the nonexistent weapons, an action that infuriated Generals John Abizaid and Ricardo Sanchez, who believed that the top priority should be figuring out who the enemy was. Bush's blithe invitation to the insurgents to "bring it on" a few weeks later was another indication that the Commander in Chief had absolutely no idea what actual combat is all about.

The refusal to acknowledge the seriousness of the insurgency, the obsession with WMD—these were political acts, campaign ploys. And so was Libby's apparent fixation on Ambassador Wilson, who was calling into question the Administration's claims of an Iraqi nuclear program. The most important rationales for the war—that the invasion would go smoothly, that the "smoking gun may come in the form of a mushroom cloud"—were disintegrating.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2004 was looming. It seems a fair indication of the West Wing's whigged-out desperation that Libby even attempted the oblique argument that Wilson was not to be trusted because his wife, a CIA analyst, had sent him to find out if Niger had sold uranium to Iraq.

But it is an even better indication of how the White House reflexively dealt with unpleasant news: destroy the messenger. Last week there was more of the same, according to a prominent Republican, who told me that the White House had sent out talking points about how to attack Brent Scowcroft after Bush the Elder'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went public with his opposition to the war in the New Yorker magazine. "I was so disgusted that I deleted the damn e-mail before I read it," the Republican said. "But that's all this White House has now: the politics of personal destruction."

Libby's grand-jury prevarications seem fairly substantial. But the real felonies o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are not criminal. They are political. They involve spinning, smearing and governmental malfeasance—the sordid tool kit of the Permanent Campaign.

永遠競選心態 治國變搶新聞

Posted: by sun in

原文
時代雜誌/克萊恩專欄
永遠競選心態 治國變搶新聞
美國總統詹森以降 分析新政策 以政治目的為考量 布希尤為箇中高手

朱邦賢譯

長久以來,總統執政本質已出現重大改變,專欄作家克萊恩(Joe Klein)在最新一期「時代雜誌」撰文指出,電視時代開始後,一種「永遠的競選心態」一直在發酵。從詹森以降,每位美國總統都以政治顧問眼光治國,在民調方面砸重金,連柯林頓應該到哪裡度假,都有人進行民調。政府各部會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如何搶新聞,攻占新聞版面。以下是該文摘譯: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年輕的民意調查專家卡德爾洋洋灑灑寫了六十二頁備忘錄給總統當選人卡特,題為「政治戰略初步工作報告」,教卡特如何執政。

卡特 最少搞競選的總統

卡德爾在報告中寫道:「太多好人因誤表為裡而慘遭滑鐵盧,他們忘記要提供民眾看得見的訊息。」卡德爾接著教卡特如何推銷政治理念。卡德爾建議:總統要謙遜隨和,不擺架子,不裝腔作勢,多發表爐邊談話,多穿毛衣,少穿西裝等等。卡德爾說:「執政者想贏得民心,政治活動不可或缺。」卡特深表贊同。

隨著電視時代開始,卡德爾所謂「永遠的競選心態」不斷滋長。政府各部會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搶新聞鏡頭,攻占新聞版面。分析新政策時,考量的是政治目的,而不是能不能收到預期效果。政策成敗幾天內、頂多幾周內看民調見真章,很少人想到幾個月或幾年後的事。

以卡特為例,他一些最好的決策,像實施嚴格的貨幣政策以對抗通貨膨脹;積極擴軍,以對抗前蘇聯威脅等,都在他離開白宮幾年後才開花結果,到頭來收成的卻是他的繼任者雷根。卡特可以說是近代史上最少搞競選的總統之一。

永遠在競選 政客更短視


談到永遠的競選心態,現任總統布希則是箇中高手,現在白宮每一項措施都步步為營,是策略性的,連攸關生、死、戰爭的決策都不例外。這或許也是副總統錢尼的幕僚長李比被起訴的主要原因:他為了達成攻打伊拉克的目標,不斷操弄媒體。

布希總統提出改革大計,但率性而為,包括改造中東,改革社會安全福利制度,改革聯邦官僚體制等。儘管總統夸夸而談,卻不注重細節或結果。或許居高位者也認為,反正民眾不在乎細節和後果。布希原來反對成立國土安全部,後來卻支持,因為當競選議題,成立國土安全部可以加分,但又不讓相關部會發揮功效。國會任何浮濫的開支,統統照准。副總統錢尼堅稱,雷根不是早已證明,「赤字高低,無關緊要」?

第二個總統任期通常乏善可陳。這點不禁讓人懷疑:難道因為「永遠在競選」,結果讓政客更短視,問題更惡化?雷根不是說過,「政府是繫鈴人,不是解鈴人」?所謂謀求人民福祉,尤其是謀求長治久安,聽來有點社會主義色彩。布希政府閣員多半是執行長出身,絕少引車賣漿者流。諸如「到紐奧良雪中送炭」,「到巴格達維持和平」等,在布希內閣中都是芝麻綠豆小事。保守派願景的基本信條是:有效的市場是創造財富的最佳途徑,民主黨只是幼稚的夢想家,共和黨才是成熟的務實派。

白宮將伊戰 營造成選戰

伊拉克明明沒有核生化大規模毀滅武器,布希為什麼要無中生有,再加以制裁?當初幾乎每個人,包括法國在內都相信,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武器。布希政府沒有先見之明,未能體認入侵伊拉克後,可能出現亂局。更糟的是,白宮似有意將伊拉克戰爭營造為「永遠競選」的一環。白宮最初誤以為伊拉克戰爭是政治機會,後來發現情況不妙,又將戰爭淡化成另一件尋常的政治議題。白宮有個「伊拉克小組」,小組首要工作不是尋求伊拉克問題的軍事或政治解決,而是推銷戰爭,抹黑批判總統的人士。

白宮對付伊拉克,戰也匆匆,和也匆匆。戰和之間,全看公關需求和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定。二○○三年六月九日,時代雜誌描繪伊拉克的情勢時表示,一言以蔽之,就是個「亂」(mess)字。

如今白宮核心幕僚李比已因洩密案被起訴。其實布希政府真正的大罪不在刑事層面,而在政治層面。這些罪行包括政治操作,抹黑和官員瀆職。這些全是「永遠競選心態」下所祭出的手段。

【2005-11-06/聯合報/A14版/世界】

都會女子 樂在瑜伽

Posted: 2005/11/07 by sun in

【2005/11/06 聯合晚報】
【記者謝蕙蓮/台北報導】



在台北市最精華的信義區,一家走時尚奢華風的瑜伽中心日前進駐。業者大手筆在租金昂貴的信義區租用650坪場地,還花6000多萬元裝潢,並從印度聘請瑜伽大師來台教課,在健身界引起注意。

業者表示,國內健身市場已經飽和,倒是源於印度的瑜伽,在影視名星的推波助瀾下,在全球都掀起熱潮。國外知名女星瑪丹娜、珍芳達,歌壇小天后蔡依林等,都是瑜伽的愛好者,在偶像明星的帶動下,青少年、大學生學瑜伽的人口愈來愈多。

這家位在基隆路、忠孝東路口的「True Yoga」,號稱是全亞洲最大的瑜伽連鎖中心,在新加坡、馬來西亞都有瑜伽中心,最近正式進駐台北。業者將消費客群鎖定在都會上班族、有閒有錢的家庭主婦。

國內最「老牌」的連鎖瑜伽中心邱素貞瑜伽天地,在全台灣開設13家瑜伽班。為了吸引中上客群,去年在人潮聚集的台北市微風廣正對面開了一家旗鑑店,並推出VIP美療班、一對一個別班;即將開幕的True Yoga,還有孕婦瑜伽、戰鬥瑜伽和印度舞蹈。

邱素貞瑜伽天地表示,旗下13個瑜伽教室,每個點、每天至少有兩、三百人進出。學瑜伽的主要客群,大部分是女性上班族,因為工作壓力、失眠或腸胃疾病才學瑜伽,也有不少人純粹為了塑身、雕塑曲線迷上瑜伽。

業者強調,練瑜伽沒有年齡限制,小孩、老人都可以學。在邱素貞瑜伽天地,就有七歲小朋友跟著家長學瑜伽,還有七、八十歲的老人家,照樣劈腿劈得很漂亮。

郝明義:從北京國際書展看我們的出版產業政策以及作法

Posted: 2005/11/05 by su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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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京國際書展看我們的出版產業政策以及作法──最終定稿
2005/10/24

郝明義

去過2005年9月北京國際書展的人,會注意到,中國大陸內地出版社的規模與特色,雖然與往年相當,但是國際區卻有很大的成長。
尤其,他們今年第一次辦國家館,以法國為主賓國,佔了850平方米的展位面積,十分顯著。
我好奇地觀察這些現象。北京國際書展一個9平方米的展位,定價是1990美元,比台北國際書展的1300美元貴了五成。一個尚未開放的出版市場,能以這麼貴的展位價格吸引這麼多國際參展者,真的純粹是展場外面的商機如此之大了嗎?


後來,我得知法國館的設置辦法,從中發現原因倒也不只如此,裡面還涉及一些經營的方法。
法國館 850平米的展位面積中,北京國際書展免費提供一半左右,其餘的面積,則以極為低廉的價格提供。而更重要的是,國家館全部裝璜費用是由北京國際書展主辦單位負擔。
相對而言,以2005年台北國際書展而言,韓國館總面積378平米。其中,不但我們免費提供的面積相形少了許多,其餘的面積收費標準相形很高,而且國家館所有的裝璜費用是由韓國自行負擔。
比較這兩個書展的國家館的辦法,我們會看出,北京懂得兩手策略:一手提供更大的免費展位,提供免費的建館服務來壯大主賓國的場面;另一手對一般參展者收取相當高標準的展位費。兩者交互運用,互為聲勢。


我們要問一個問題了:那,台北國際書展的主辦單位有沒有觀念和方法來做這些事呢?
但是問這個問題之前,要先問誰是台北國際書展的「主辦單位」?是台北書展基金會嗎?不是。答案是:「中華民國行政院新聞局」。台北書展基金會和過去歷年經過競標才來接手承辦書展的單位一樣,都只是「承辦單位」。
而誰是北京國際書展的「主辦單位」呢?是他們的新聞出版總署嗎?是中宣部嗎?都不是。他們在檯面上和北京國際書展沒有任何瓜葛。北京國際書展的主辦單位,是「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總公司」。

這種對照,說明了什麼?
一, 儘管大家都知道北京國際書展的背後另有政策的指導層級,但是他們政府是不出面的,站到後台的。
二, 前台的主辦事務,讓專業的進出口公司工作。
三, 國家館事涉政策,他們可以大力補貼;但是一般展位則是商業運作,由主辦單位收取高標準的展位費。正所謂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

而我們呢?
一,明明從解嚴之後,出版法廢止之後,台灣已經是一個自由開放的出版市場;明明「中華民國行政院新聞局」的角色只是拿一千萬元來補助這個實際上主要是民間在經營的書展,但是新聞局卻一直要站到台前,要「政績」,要掛名台北國際書展的「主辦單位」,結果在國際上落得一個政府還在操控出版業的惡劣形象,比北京國際書展還不如。

二, 明明新聞局的補助只有一千萬元,不過佔台北國際書展每年支出上億元的十分之一;明明所謂尊重專業,已經找了一個「承辦單位」,但是新聞局卻要事無鉅細,幾近無所不管,並且決策時間日益緩慢,品質日益粗糙。

三,我們的新聞局,對台北國際書展,倒也是有兩手策略。碰到像國家館這種事涉政策補貼的時候,新聞局一手以政府角色要逐漸淡出,沒有預算來回應;但是當書展的承辦單位要按商業市場的運作規則來經營時,新聞局則又要用另一手跳出來主張他們才是「主辦單位」,從展位到門票的定價,都不能輕易更動;從貴賓的邀請到一切的作業細則,都得他們同意。簡單說來,我們的台北國際書展,就是上帝的不歸上帝,凱撒的不歸凱撒。

我們說清楚了台北國際書展的「主辦單位」是新聞局之後,現在再來問那個問題:我們的新聞局有沒有觀念和方法來做這些事呢?


我說,是沒有的。因為兩個事實:
一, 過去五年來,新聞局長換了六任。過去十年來,我們的新聞局長換了十一任。 一任不到一年的政務官,能形成什麼觀念和方法呢?

二,政務官罷了,事務官的經驗也無法持續。近年來新聞局裡的出版處處長,總是在上任時對出版業一無所知,到好不容易對出版業有所了解,大家可以用彼此了解的語言溝通之後,又要調換一名新任處長。新上任的人很熱情也很客氣地向出版界從頭「請教」。然後,不多久又要歷史重演。你無奈,他也無奈。



新聞局的政務官和事務官都如此沒有章法地異動,影響所及,如果只是一個台北國際書展,我不必在法蘭克福書展的旅途上趕寫這篇文章。

書展,不論如何,只是我們出版界的一個活動而已,一個環節而已。
嚴重的是,不只是這一個環節出了問題。
嚴重的是,過去在《出版法》還存在的時代,過去政府曾經以新聞局為台灣出版業主管機關的時代過去了之後,台灣的出版業面臨著一個說來是自由開放,但是實際上政府對出版產業從政策到方法,都漫無章法的混亂階段。
卻偏偏我們現在是「文化創意產業」的口號說得震天價響的時候。如果我們政府對出版產業的政策到方法混亂到這種地步,卻又要高談「文化創意產業」,會不會太過空中樓閣了?


我們政府對出版產業的政策到方法之混亂,可以粗略地歸納出幾個根源。

第一,出版產業沒有一個明確的主管機關。過去,在《出版法》存在的時代,這個機關明確是「行政院新聞局」,但主要是從管制而不是從輔導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當這個主管機關。這是我們長期的問題。近年來,《出版法》廢止了,可是新聞局的「出版處」還在。「出版處」雖然在,可是又沒法像其他產業的主管機關經濟部或財政部有那麼高的位階,有輔導產業的思考。所以,他們到底算不算主管機關呢?
接下來,我會談到新聞局的「組織性失憶」和「性格分裂」的問題,但究其病源,還是出在出版產業沒有一個明確的主管機關這件事情上。

未來,新聞局裁撤後,聽說「出版」業要分到新的「文化觀光部」之下。但是在新聞局裡,出版「處」起碼還是一級單位。等編到「文化觀光部」之下,要降一級,成為二級單位的「科」了。出版業的人,能對這種「主管機關」的出現,抱有多大期望嗎?
對照一下中國大陸,他們的出版產業有直屬國務院之下的部級單位「新聞出版總署」。我們要不要有點感觸呢?

第二和第三個問題,是由於新聞局的政務官和事務官的人事變動頻繁,政策接續不上,產生「組織性失憶」的問題;以及即使同一任官員,處理起事情來,思考角度也經常產生「性格分裂」的問題。

這兩個問題,可以由近年來新聞局處理的「國外書展台灣館」和「出版品分級辦法」為代表。


所謂「國外書展台灣館」,是說新聞局有一筆預算,支持台灣的出版界到「首爾書展」、「波隆那書展」、「法蘭克福書展」這三個國外書展去設置「台灣館」。
到國外各大書展設台灣館,與在國內舉辦台北國際書展,本來是一體兩面之事。台北國際書展是希望把各國人士吸引前來瞭解台灣出版與文化的拉力,而台灣則是希望把台灣出版與文化向外推廣,介紹給各國人士的推力。全世界各國,莫不是把拉力與推力合在一起,在自己國內辦書展的單位,也就是到國外去推廣該國國家館的單位。這是一個基本常識。

過去台灣也是如此。台北國際書展之承辦單位,亦即為台灣館之承辦者,推力與拉力同時負責。但從2004年起,新聞局卻把台灣館之承辦者與台北國際書展的承辦者分割,並採一年一標之競標辦法決定承辦誰屬。

台灣館與台北國際書展分裂而行,並用一年一標的競標方式為之,從一方面看,切斷了台北國際書展在國際活動上一條有力的右臂;從另一方面看,也把台灣館陷入沒有長期定位及發展策略,沒有長期執行單位的困境之中。

我一再向新聞局指出這些措施的不合理,但沒收到回應,去年年底,台北書展基金會去參加2005年的台灣館競標,但是落選。落選是一回事,我接到新聞局的公文後,覺得其中有許多疑問,因此正式寫了封信給當時的林佳龍局長,希望他能回答。

一, 2005年新聞局給台灣館的招標金額是900萬元。新聞局來函告訴我們得標單位的計劃,是使用890餘萬元來進行。事實上,落選的台北書展基金會的計劃,則是以1,115萬元預算來進行,換句話說,我們準備在新聞局900萬元補助之外,另行籌募215萬元來進行。願意多花錢,多做事的單位,反而落選,這是什麼邏輯?

二,新聞局對台北國際書展的補助,曾經很高,高到每年四千多萬元,近年來受限於政府預算,一路降為一千萬元。這我們可以理解。但是,台北國際書展是個總展場面積36,474平米,總支出近一億元新台幣的活動,新聞局只編列每年一千萬元的補助。而2005年台灣館案,在三個國際書展設台灣館的全部總面積也不過 370平米,得標單位的總支出不過890餘萬元,新聞局的補助款項卻由2004年之400萬元增加為2005年之900萬元。新聞局支持、補助出版產業的政策,到底是什麼邏輯?

三,過去新聞局對台北國際書展採一年一標之競標辦法而衍生諸多問題,好不容易在出版界的呼籲之下,才準備逐漸放棄這個飽受批評的辦法,但現在又把台灣館之承辦者分割出去,並且又再採久受詬病之一年一標競標方式,讓舊有問題換個場域再次重複上演,是什麼思考角度?

這三個疑問(加上其他一些問題),我趕在今年三月四日當時的林佳龍局長離任之前,正式去函希望他能回覆,並希望他把這些問題轉交後任者,以免在政府首長異動之下,在「組織性失憶」之下,不了了之。林前局長在三月十日最後一次和出版同業的座談上,回答已經讀過我的信,並已轉知新任姚文智局長。當天一同前來的姚文智局長也表示讀過了我的信,知道了這件事情。但其後到現在,已經七個月以上的時間過去,2006台灣館如何決定,又到了年底的最後關頭,我們還沒聽到新聞局準備有什麼改善的動作。

政府對出版業的預算是否能年年增加,或不要年年減少是一回事,但至少不應該在已有的,僅有的預算上分配得如此難以理解;政府到底要如何強調突出台灣的文化是一回事,但至少不要一方面強調重視「台灣」,一方面又要如此支離破碎地肢解「台灣」的出版文化活動;政府要如何改進效率是一回事,但至少不要把右手已經學到的教訓,馬上讓左手再次上演。

這個「台灣館」的例子,可以說是政府政策「性格分裂」的一個代表。



再來一個是出版品分級辦法。
新聞局的出版品分級辦法自去年十二月推出後,引起文化界的強烈反對。之後,新聞局前任林佳龍局長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發表聲明,答應針對出版品分級辦法採取若干項配套措施,其後並有數次與業界之座討討論。要言之,林局長答應的配套措施分三個層次:上,有新聞局協調政府其他部門修<兒少法>;中,有新聞局主持修<出版品分級辦法>並協調各縣市機關執行單位認同;下,有出版界成立「出版自律協會」,綜合並解決分級之評議及其他配合問題。
基於林前局長與出版界同業見過三次面,討論相應措施,因此業界也積極回應,籌備「出版自律協會」之成立。然而,三月份新聞局長異動之後,目前雖然有一個孤伶伶的「出版自律協會」趕在九月底成立了,但是新聞局原本在配套措施中應該做的另外兩件事,卻毫無進展。事實上,如果沒有其他配套措施一起行動,光是這一個「出版自律協會」的出現,不但有違新聞局的承諾,不但無法解決兒少法與出版品分級辦法中為人詬病之處,也難以發揮功能。

看新聞局處理<出版品分級辦法>的過程,不能不說是「組織性失憶」的一個代表。


對比海峽兩岸出版的環境,是非常有趣的。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國大陸的出版自由與出版市場,仍然處於一個被管制的狀態,不開放的狀態。不論我們如何看待這種管制狀態,但是中國大陸對出版不開放的政策及方法,其實,是幕後有一套嚴密的思考,幕前有一批專業而深入的出版署主管人員所決定的。這十幾年來,我們看到他們「新聞出版總署」的相關主管也有更替,但是,每一任之內都會看到一些長期鑽研出版市場,從理論到實務都十分紮實的主管在執行。他們對出版的管制,是基於他們對出版力量的了解與重視。(至於他們管制太多所產生的負面作用,是另一個議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台灣的出版自由與市場規模,從解嚴之後大幅成長、改善,但是以近十年來十一任局長這種變動,以局長之下沒有認真培養過出版處的事務官員來看,我們可以說,今天我們美其名曰的出版的自由與開放,有很大一塊,其實只是碰上政府無能與無暇注意所形成的產物──正因為這是一種偶然條件所形成的鬆散,而不是真正對出版自由有所體認,所以稍微有個風吹草動,我們的政府就會在<兒少法>一些過當條款的壓力之下,忘記出版自由的原則與立場,搞出一個<出版品分級辦法>。

說政府無能與無暇,還是客氣的話。這應該是其他產業經常抱怨的話。
我們政府對出版產業在做的事情,其實根本就是謀殺。溫水煮青蛙的慢性謀殺。
從未來新聞局撤銷後,「出版」到新的文化觀光部之下要再降一級,成為二級單位來看,這盆溫水煮得十分成功。


但是我們不能這麼成為被煮熟的青蛙。
台灣出版界的人,以及真正還關心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人,最少應該努力做幾件事情。

第一, 立即請陳水扁總統,或是呂秀蓮副總統,出面主持有關出版業界從主管機關到長期政策到短期辦法的重新思考,以及行動。
為什麼要請總統或是副總統來做這件事?因為十年十一任的新聞局長不可能做這件事。五年四任的行政院長,也不一定。最少未來三年,任期最確保,位階也夠高的,只有總統或是副總統。

第二, 這些思考與行動,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給出版產業一個明確、適當,而且位階足夠的主管機關。但這個主管機關可不是來管制什麼,而是像其他產業的經濟部或財政部,能為產業規劃些政策或遠景。

第三,只有在這個主管機關明確之後,我們才能思考如何訂定一些長期策略,如何培養專業的事務官,如何參考別人的一些作法。(有沒有人知道中國大陸對出版業的全部營業稅都要退還,每年用這筆退稅要補貼他們出版業十幾億人民幣?要不要看看今年韓國在法蘭克福書展上以1,500萬歐元設立韓國館的氣魄與作法?)

第四, 在以上的事情沒法進行之前,起碼可以先要求目前的新聞局,這個似乎像是台灣出版產業主管機關又不像的單位,在已有的施政上,在有限的預算上,不要一直在「組織性失憶」與「性格分裂」的行為之間重複擺盪,耗盡能源。

第五,最後,可能我們所有的呼籲都沒有作用。我們的總統與副總統就以上和出版業有關的事情,可能一件也做不到。這也沒關係。台灣出版業者自謀生路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沒有人幫我們著想,我們的日子還是要過。但起碼我們可以請求一點,也就是,最少我們的政府官員,以後再不要談什麼「文化創意產業」了。我們的耳朵可以少受一點不必要的刺激,我們可以集中精神趕自己的路。


為什麼要這麼急?為什麼不能等什麼行政院組織法調整?為什麼一定要趕在這個時候講這些話?
參加2005年法蘭克福書展的人,會發現,相較於過往,法蘭克福書展今年在國際區的部份有點沉寂,但是在沉寂中,卻有兩團極大的光火吸引著大家的注意。
一個當然是國家館韓國。韓國從入選為今年的主賓國之後,就傾舉國之力準備這次的活動,他們要把2005年德國的10月,塑造為「韓國月」。他們投下 1,500萬歐元,結合了出版、文化與電子產業的整體力量,是今年最受注目的焦點。他們的國家館展覽,結合了古典與現代,文化與藝術,傳統出版與電子及數位出版,毫不保留地展示了他們的力量與企圖。
另一團光火,則是中國大陸。中國大陸的出版業者,雖然也是每年都來法蘭克福參展,但是規模和內容,都以今年為最。今年他們組了一個多達上千人的團,由新聞出版署副署長鄔蘇林親自帶隊,不但大手筆地全部展位裝璜費用都由新聞出版署出錢,更由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出面,在書展會場對面,極為昂貴的Merriot 飯店租下大宴會廳,以晚宴款待世界各地的出版同業。
相對於亞洲地區這兩團耀目的光火,我們又是如何呢?被肢解的台灣館和台北國際書展兩個單位,像是畸形的連體嬰,侷促於一個角落。台灣的出版產業,和別人相比,有些外在條件的確並不利,但沒有不利到要以如此狼狽形象出現的地步。更何況,台灣的出版產業,還有些不該妄自菲薄的機會與資源。
我每年到法蘭克福書展,總要和曾任法蘭克福書展主席長達二十五年的衛浩世(Peter Weidhaas)見個面,交換些彼此對出版及書展的意見。
今年見面,談不到半個小時,衛浩世就跟我提出了台灣出版業的緊急問題。他說:「中國大陸的出版市場,現在已經什麼都齊備了,唯一差的只是出版自由。現在你們唯一能爭取的,是在他們的出版自由還沒開放的這幾年時間裡,多交一些朋友,多有一點準備。錯過了這兩、三年,你們將什麼也沒有了。」

是的。兩三年,行政院組織法還不知如何。兩三年,早已經被稱之為「末代」的新聞局,可能還在繼續「末代」。兩三年,可能又只是換兩三任新聞局長的時間。但是同樣的這兩三年,卻將影響全台灣出版業過去幾十年發展的成果,以及未來幾十年的命運。

我們不能不急。

觀眾真的愛看嗎?

Posted: 2005/10/03 by su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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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0.03  中國時報
觀眾真的愛看嗎?

李明璁

呼,這真是個充滿電視機、電視機裡充滿「講話人頭」(talking heads)的島嶼。如果有群正在勘測地球奇特景觀的外星人,說不定會這麼描述我們的福爾摩沙。

比如說多數的麵館,電視機肯定擺在視覺的中心,仿若某種不可或缺的依賴物。各新聞頻道不斷奉上一碟碟重口味的配菜,由甜美主播手舞足蹈為各位「進行一個餵食的動作」。人們唏哩呼嚕吃著麵,同時也被迫吞食──嗯,「裸體加屍體,緋聞加醜聞」。即使轉台,按按按到處都是一顆顆講話頭:政客、名嘴、藝人以及什麼都能發表高見的「資深媒體人」。

島嶼上對此怪象深感厭倦的人,為數眾多。譏諷媒體人沒品有之,痛罵電視台嗜血有之。然而,諷刺與悲哀的是,這些言論就像我們社會裡隨處可聞、各類龐大但是廉價的抱怨(罵政府、罵「社會」、罵「民族性」等),終究無傷大雅地整合進這個奇觀本身,成了一種例行公事般、嚇不了任何人的軟調批判。

當電視新聞台的主管右手拿著AC尼爾森的收視率報表、左手拿著新聞局通知違規的公文和民間社團呼籲改進的聲明,誰會真的期待他甩掉的將是右手那份。多數進行泛道德勸說的論者,表面上看來與這些「為求利潤而不停嗜血」的電視新聞勢不兩立,但很弔詭的是,他們之間其實有一微妙的共識,那就是收視率的絕對性。兩邊不約而同地形塑一種預設:觀眾就是愛看這種東西。

對新聞工作者來說,收視率是媒體市場中決定一切的關鍵力量;而批評者則認為,這種為求刺激收視率而忽略新聞責任及倫理的選擇是一種媚俗。結果,對於新聞羶腥的辯論往往成了「普羅大眾(壞)口味vs.文化菁英(好)品味」的虛擬對立。表面上看來,電視台迎合前者,評論者捍衛後者。這套論述的循環仿若套好招的對戰遊戲,你幹譙你的、我報導我的,咱們行禮如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而在對戰之後,勝負無關緊要,一切照舊運轉。

真的這樣嗎?多數觀眾真的比較愛看灑狗血重口味的畫面、愛聽語無倫次的SNG連線、愛談誰與誰又發生了什麼八卦嗎?除了AC尼爾森那些例行的抽樣收視調查以外,有哪些規模更大的研究可以證明上述對「多數觀眾」的預設呢?既然道德勸說無用,我們何不嘗試從人們實際的收視經驗上去反證:「不愛看那些東西的人其實很多(說不定更多)」。在現有新聞頻道供過於求的環境中,電視台一窩蜂走同樣路線,搶其實不可能全拿的大眾市場,難道一定比標榜不同新聞供給、提供正面口碑的分眾佔領策略,來得有利可圖嗎?所謂的收視率,不是只有一個絕對值;而刺激它的方法,也不該只是缺乏想像力的既存模式。

那就好像我已經不只一次在麵館裡聽到,人們對那些老面孔講話頭的不耐,然後繼續有一搭沒一搭看著電視,或許一不小心就這麼成了收視率統計裡的零點零零幾個百分點。但那個數字背後人們更真實的不滿和期待,或許才是一個個充滿潛力的新市場。而作為一個社會研究者,我也不想和外星人一般俯視這老被咒罵的奇觀,我更想說的是,親愛的電視新聞工作者,因為「收視率」不得已賣掉所謂新聞倫理道德也就算了,千萬別把你們該有的野心和想像力也通通賠進去。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兩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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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A4/政治新聞 2005/10/02
《名家專論》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兩手策略【李天鐸】

  這些天在歐洲拜會了許多學院與機構,了解各國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作法,首站是英國。基本上在以工業革命起家的英國,傳統製造業與農牧業已不能支撐國力,如今具備國際競爭優勢的產業只剩金融、服務、些許科技等。因此,文化創意產業便是當前發展的重點。這與台灣的情勢非常相似。

  用文化開創國家財富,英國有兩套清晰的概念。首先,以近千年來九個王朝,四十多位國王的興替起伏為主軸,利用古蹟文物、神話傳說、歷史軼聞等,形塑出一個「大英帝國文化」再現的場域,再結合相關的博物館、歌劇表演、休閒購物等設施,建構起意涵深厚且複雜的「文化產業」。它的運作不只是供國內消費,而是要吸引龐大的外國遊客攜帶鈔票入境消費。目前粗估,一年約三千萬外國遊客(法國約六千萬),經濟效益相當驚人。

  另一個則是特定由電影、流行音樂、時尚服裝、電玩等組成的「創意產業」。選擇這幾個項目的原因是,它們普遍已有厚實的發展根基,並且最具國際流通的潛力。像英國的電影一直都是好萊塢在演員、題材、場景、後製技術等需求的支援站;又像披頭四與搖滾樂是英國提供世界樂壇最珍貴的資產;再像英國的Burberry、Vivian Westwo od早已是風靡全球的時尚品牌。它們以玄妙的思惟想像為核心,涉及科技技術的應用與現代經管行銷的運作,其目的是「文化價值的輸出,外匯實利的賺入」,是由內而外的。為達成這個目的,英國利用自身的地緣位置施展一套兩手策略。一方面利用語言與文化的近親性,積極融入好萊塢,藉由其強勢的體系而進入全球市場;另一方面則以歐盟的成員為自詡,全力涉入歐陸板塊近三億人口的經略。這需要有一個宏觀的經略格局與兼容多元的文化觀。

  倫敦藝術大學創新研發中心負責人說到:「我們不能僅以英倫為考量。英國是個島國,十九世紀以來便具有經略全球的成就,我們要秉持這個傳統。再說今天國際間人員、資訊、科技的流動加劇,文化的變遷既快又難以捉摸,我們覺得很刺激、很興奮,我們要以開放的心態面對,從而吸取多元的文化素材與人才,構思出讓人意想不到的作品,這就是創新。」

  現在回頭看台灣。政府在「挑戰二○○八國家發展」中,既是文化 ,又是創意,推出一個「文化創意產業計畫」,另外再開創出一個怪異的「數位內容計畫」,兩者加起來共有二十一個項目(幾乎包含所有新興產業),主事權責分散在四個部會單位。相較英國的分類明確,這是不是太好大喜功、太自不量力,而失掉全盤的重心?諸計畫推動三年下來,是不是應該做個務實調整與成效清算?

  此外,連英國近六千萬人口的國家,都體認到創意產業的經略不能局限於一隅,那麼以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地方,經略的格局該如何,應抱持何種文化觀?幾年來,我們口口聲聲「全球布局、與國際接軌」,結果在國際強勢競爭體系下,大多是做別人創意後的影音代工,除了得到幾個競賽獎項,有何產值呈現?有許多項目根本是嚴重的「入超」。

  我們是否也應該與英國一樣,確立一套兩手策略:一方面善用自身的語言文化近親優勢,積極(甚至與跨國集團合作)涉入沸沸騰騰的中國大陸市場,另一方面則運用所處的地緣位置,有計畫的與亞洲諸國做垂直或水平的連結,做區域市場的開發。否則終日在島內高喊愛台灣,靠著政府優待補貼而存活,這不是辦法。台灣市場狹窄,必須要有一套由內而外的作為,務實的將自身文化產品輸出,開創國富,這才叫愛台灣。(本文作者為崑山科技大學創意媒體學院院長)

Stevie's Little Wonder

Posted: 2005/09/15 by su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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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Sep. 12, 2005
Stevie's Little Wonder
Honey, he shrunk the iPod. How Jobs and his team of Apple innovators created this season's must-have gadget
By LEV GROSSMAN/SAN FRANCISCO

Kanye West is doing his level best to rock the house, but it's not an easy house to rock. He's onstage at the Moscone Convention Center in San Francisco, it's 11 in the morning, and his audience is largely white and overwhelmingly nerdy. West rips through All Falls Down and Gold Digger, but he barely gets a head bob out of those people. When he raps, "If you aint no punk, holla 'We want prenup!,'" not a single, solitary soul hollas back.

West is there to add some razzle to a press event held by Apple Computer. Minutes earlier, Apple CEO Steve Jobs unveiled the iPod Nano, the absurdly tiny, unbearably sexy successor to the iPod Mini. To be fair to West, it's a tough act to follow.

It's amazing that the Nano even made it to the stage. The story of the Nano started nine months ago, when Jobs and his team took a look at the iPod Mini and decided they could make it better. On the face of it, that wouldn't appear to be a fantastically smart decision. The iPod Mini was and still is the best-selling MP3 player in the world, and Apple had introduced it only 11 months earlier. Jobs was proposing to fix something that decidedly was not broken. "Not very many companies are bold enough to shoot their best-selling product at the peak of its popularity," Gartner analyst Van Baker says. "That's what Apple just did." And it did that while staring right down the barrels of the holiday retail season.

It was a gutsy play, and it came from the gut: unlike almost any other high-tech company, Apple refuses to run its decisions by focus groups. But Jobs is a hardened gambler, and he doesn't scare easily. This is the guy who coolly poured millions of his own dollars into an unknown and direly unprofitable company called Pixar before anybody had even made a full-length computer-animated movie. "The more we started to talk about what this could be," Jobs says, "it wasn't long before I said, 'You know, what if we just bet our future on this? Is that possible?' And everybody immediately looked pretty scared. Including me."

People expect consumer electronics to keep getting smaller, as though it were a natural process like grass growing, but it doesn't happen by itself. The Nano may seem superficially iPod-esque on the outside, but on the inside it has been completely, painstakingly, exhaustively re-engineered. Older iPods (except for the low-capacity iPod Shuffle) have miniature hard drives in them, but the Nano is built around a chunk of solid-state Flash memory. The screen is all new too. Because it's smaller, the Nano's screen has to be sharper to be readable. (It ended up being so sharp, it shows one line of text more than the Mini's screen does. In color too.)

And that's just the obvious stuff. The click wheel on the front had to be reinvented to fit the Nano's ridiculously slim 6.9-mm profile. Ditto the battery and chips. "We use every fraction of a millimeter of space to get things in there," says Apple senior vice president Phil Schiller. "It's like a puzzle to fit all that stuff together. It has the tightest tolerances of anything we've ever made in the history of this company."

Add to that the nightmare of manufacturing a delicate little Fabergé egg like the Nano in the quantities that rapacious appetites will demand this fall, and you get a sense of the degree of difficulty. "It's been an enormous bet," says Jobs, never one to minimize the grandeur of his accomplishments. "This is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aggressive volume ramps in the history of consumer electronics."

The result is something that looks less like a music player than like the remote control for a music player. The Nano is thinner than a pencil and lighter than two bucks in quarters. It's one-fifth the size of the original iPod that Apple introduced four years ago. It has 4 GB of memory, enough to hold 1,000 songs, and it displays album art and photographs. And as small as it is, the Nano's got some audio oomph: this mouse can roar.

For a device ostensibly created to be listened to, it is suspiciously good-looking. It's so teensy and glossy and perfect, you want to put it in your mouth like a hard candy. For that, blame Jonathan Ive, 38, the affable Brit who heads Apple's industrial-design department. Ive is about as obsessive-compulsive as you can be without being hospitalized, and his wild enthusiasm for detail is what gives iPods the aura of sleek, otherworldly perfection that has helped make them the quintessential 21st century accessory.

Ive fondles a tiny Nano affectionately, pointing out all the things that nobody will ever notice but that he sacrificed months of his life for--things like the laser etching of the logo on the back or the surface's being slightly rougher on the click wheel than on the rest of the front. "I know you're not going to consciously find these details particularly appealing," he concedes, "but I think it's the fact that we've worried about all of them that makes the product so precious." He begs me to admire the tightness of the reveals--that's industrial-design-speak for the gap where two parts meet--and the finish on the tiny aluminum bottom plate where you plug in the headphones. When I ask him what the finish is--hey, just being polite--he politely declines to tell me. If there's one thing Apple is even more obsessive about than design, it's trade secrets.

"There used to be a saying about Apple," Jobs says, relaxing after the show. "A ship that leaks from the top." That's no longer the case--only a small group at Apple even knew about the Nano before it launched--but if it were, Jobs would surely have some interesting trade secrets to be leaked. The iPod has returned Apple to a role it hasn't played in at least 20 years: the favorite. Only 4.5% of U.S. computer users work on PCs running Apple's operating system software, and the number is even lower worldwide, but Apple has a commanding 74% of the U.S. digital-music-player market--and that's a market likely to grow. A new survey of junior high,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students rates the iPod No. 1 among back-to-school gadgets.

Apple's stock price has almost quintupled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revenues have doubled during that time, and Jobs is sitting on a war chest of $8 billion. He has a company with an almost freakishly diverse skill set--computer hardware, operating systems, applications, consumer electronics, Internet services. Will Jobs try to leverage Apple's dominance in the digital-music space to get its PC line back in the running? Or is the iPod the first in a full suite of Apple-flavored, network-enabled media appliances--TV, digital camera, camcorder, digital video recorder, video-game player?

After all, when Jobs unveiled the Nano in San Francisco, it shared the stage with the ROKR, a phone that runs Apple's iTunes software and can hold around 100 songs. "We're working on some stuff," Jobs says, with his best, most irritating Cheshire-cat smile. "We're working on some stuff. We'll see." He looks at his watch--his lunch date, cello virtuoso Yo-Yo Ma, is waiting outside.

For the moment, it's clear Jobs is just happy to be here. To paraphrase Lou Reed, his company was saved by rock 'n' roll. "What's really been great for us is the iPod has been a chance to apply Apple's incredibly innovative engineering in an area where we don't have a 5%-operating-system-market-share glass ceiling," Jobs says. "And look at what's happened. That same innovation, that same engineering, that same talent applied where we don't run up against the fact that Microsoft got this monopoly, and boom! We have 75% market share." That music you hear? Redemption song. --With reporting by Sora Song

張淑英:柏林、紐約、倫敦、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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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8-22/聯合報/E7版/聯合副刊】

時空交錯的驟變,昨日的高牆
現實變成今日的魔幻瓦礫……

一九八九年十月一日,一群留歐的台灣學生齊聚「西柏林」,在彩繪塗鴉的柏林圍牆前拍照,聽人訴說多少東德人為了某種原因,在牆內孤冷荒野上/下狂奔/鑽, 卻無法攀牆越過,成為層層機關和槍彈掃射下的亡魂。我們見證這片牆的存在猶如自己的腳步踩踏在戰爭的歷史和戰後現實。翌日,我和朋友回到馬德里,一個多月 後(十一月九日),傳來柏林圍牆倒下的消息!時空交錯的驟變,昨日的高牆現實變成今日的魔幻瓦礫。

二○○一年七月二十四日,我從波士頓到紐約,前往世貿大樓的美國航空公司取票,將應邀飛往邁阿密、巴拿馬。臨去前坐在石凳上,仰望那世貿雙子星,它沒有一 ○一大樓高,但是它那八面矗立的牆垣,像風水所說的「壁刀」鋒稜犀利,驚聳參天的視覺印象更令人顫慄。一個多月後,九一一恐怖攻擊依循同樣的機場路線和航 空公司撞毀了世貿雙星大樓等處,昨日「仰之彌高」的現實讓視覺記憶變成當下的魔幻廢墟。

二○○五年七月七日倫敦地鐵爆炸案後一週,我抵達倫敦,下榻在四個爆炸地點其中一處(Edgware Road)。之前國內各方評論對英國媒體和人民「冷靜沉著」的表現甚為稱許。英國若干媒體評論:「這回邱吉爾會怎麼說?」我將與會的大會主席則來函:「我 們英國人是斯多葛主義,一切如常。」我用六英鎊的優惠價,要在一天的空檔用地鐵認識倫敦。我想:「倫敦市民依樣搭地鐵,我沒有理由害怕!」孰料!七月二十 一日倫敦再炸,而我已經到了劍橋,見識徐志摩和陳之藩筆下的劍橋,幽靜雅致中帶點神祕高貴,不可褻玩的距離感。劍橋大學讓人想像置身中世紀士林哲學的氛 圍。倫敦二次驚爆時他們說:「聽說倫敦那邊又炸了。」宛若中世紀的人們「回到未來」臆測遙遠不可知的暴力幻象。二次爆炸英國警力以八顆子彈擊中(集中)頭 部,誤殺一個巴西人。隔日,我從氣溫二十度的倫敦飛到四十度的馬德里,住在留學時期居住的學生宿舍「巴西學苑」,聽著巴西友人抒發無奈與怨懟:「斯多葛主 義的英國人也慌了、怕了?背背包的旅人,小心!你將是可疑的恐怖分子。外地人最好綁頭巾,寫著『我是觀光客(turist),不是炸彈駭客 (terrorist)』!」

來到西班牙,見到記憶中「最醜」的馬德里。國民生產力全球排名第八的西班牙還需接受歐盟資金挹注,大興土木,舊有的建築地上的地下的「全倒了」,為的是工 程進度告示版上寫的「一個更美好的明天」!馬德里和倫敦、巴黎競逐二○一二年奧運城市,馬德里落馬無人意外,絕大部分的西班牙人則是雀躍,他們經歷去年三 一一地鐵爆炸案的恐怖攻擊,渴望一個安定平穩的城市勝過一個在國際舞台花枝招展的競技場。

世界的大都會因著不同的理由樓起樓塌。當全球將焦點放在拿破崙口中「沉睡的猛獅」已醒的中國時,歐洲的書市也同時架起「為何歐洲將主宰二十一世紀」的各類 專書,東西方競逐儼然企圖未來老大的寶座。經歷八百年摩爾人統治的西班牙人,外在的陽光開朗性情,血液裡多了一點歐盟人沒有的憂鬱因子,他們可能更懂得回 教徒的耐力與熱度,他們擔憂歐洲行將沒落(恐比中世紀的黑暗時代更紛擾混亂)。《紐約時報》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專欄那篇〈從開封到紐約酖酖輝煌如過往雲煙〉能給這些大都會多少啟示?

李幸育的淚…誰說年輕人不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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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9-14/聯合報/A15版/民意論壇】

世界最高工時、全球最低生育率、起薪不到兩萬四… 政府棄守與企業剝削,剝奪了年輕人成家生子的渴望…

簡錫堦/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執行長

「取 精生子」新聞引起了各種面向的討論,在李幸育的淚眼告白中,我們看見了青年對於戀愛成家、孕育情感結晶的渴望。這種渴望原為古今中外皆然之常情,但在 愈趨惡化的經濟壓力和殘破的社會安全政策下,晚婚、不婚、不育已成這代台灣青年的常態。據統計,台灣青年的初婚年齡已比十年前推遲了三歲以上,而每對夫妻 平均只生出一點一八個小孩,生育率竟是全球最低。

李幸育的吶喊呈現了成家生子依舊是許多人生命中的重要期待,只是在低薪水、長工時的勞動型態和殘缺的社會托育政策限制下,結婚生子終成不可承受的夢想。

當台灣的社會經濟結構轉變迫使愈來愈多年輕人放棄或遲延生兒育女的人生規畫,當社會在年輕人的放棄生育中急速老邁,我們該如何嚴肅看待結婚生育的政治經濟學,提供青年更多保障呢?
內政部研擬「第三胎生育獎勵」,希望能增加年輕夫婦生育的誘因。然而每月三千元的津貼根本不足以緩和生兒育女的經濟壓力,必須要提出更完善的家庭政策,使母親的經濟權及孩子的托育都能無後顧之憂。

歐 洲國家的經驗值得參考:法國在一九七零年代便已感受到人口失衡的危機,精算了婦女從懷孕五個月起到小孩滿三歲止的所有花費由國家補助,大部分家庭小孩的 奶粉尿片錢幾乎由政府包辦;此外每生一個小孩就可領取定額補助金,法國民間因此流傳只要生下第三個小孩,家長就可高枕無憂到連退休金都有了;六歲以下小孩 的保母費用、六歲至十八歲的教育經費,政府亦慷慨地補助;如果家長為了照顧小孩暫時無法工作,政府會在失業救濟金之外另給付與原來薪資一樣的補助金額;若 為方便照顧小孩選擇半職,則有另外一套計算基準來補足其所需津貼。加上集體性的需要如增建幼稚園、孩童休閒活動等等補助,政府為提高出生率所做的完整規 畫,每年要耗去五百億美元。

社會福利制度令人稱羨的瑞典,女性的高勞動參與率以及高生育率兩項成就更非偶然。瑞典在六年代末期便開始採 取對於女性友善的法案,最重要的是托育機構的 國家化,大量設置優質而平價的日間托育中心,並引入育嬰保險,補貼支付因育嬰假而離開職場的父母親,乃至要求父親分擔更多的家庭與育兒工作等。正是因為這 些公共投入,才讓瑞典在一群人口低成長的世界經濟合作組織國家中,調適得比美、日、德等更好,而法國的總生育率也由七○年代初的千分之一點五躍升至一點 九。

歐洲能,台灣能不能?恐怕讓人樂觀不起來。我們的公共投資遠遠落後歐洲國家太多,令人憂心的是六、七年級的台灣青年還沒享受到已開發社會的正面效益,如完整的勞動三權保障、符合人道的假期、完善的生育津貼,卻已嚐到後工業化社會的惡果。

低落的勞動保障加上政府對於這些現象的缺乏警覺,讓青年上班族陷入了水深火熱、進退不得的生存危機中。台灣初入職場的大學畢業新鮮人起薪不到兩萬四千元;而下班責任制的氾濫和正常休假的不易,使我們的年平均工時竟達二三一七小時,高居世界第一。

由於就業環境不穩定以及勞動保障的匱乏,青年多半得把工作以外的健康、休閒乃至個人情感需求壓縮至最低,才出現了與「世界最高工時」相互輝映的「全球最低生育率」。

當懷孕生產隱含失去工作的危險、當教育與物價水平超出青年薪資的負荷,年輕人如何期待愛戀開花結果為幸福健康的家庭?當龐大的工作壓力把年輕父母從孩子身邊奪走,又如何期待安親班及電腦遊戲能提供下一代兒童健全的心智成長需求?

因 此,別再用「自由灑脫」來美化年輕人無法生育的夢魘了!短視政府對於勞動保護的棄守與企業剝削的放任,正是剝奪年輕人成家夢想的罪魁禍首。治本之道,惟 有大刀闊斧改革租稅、勸導企業負擔社會責任,用更充分的公共投資和完善的家庭托育政策緩解青年的壓迫感,以集體力量創造公平正義的社會遠景。否則,任憑弱 肉強食的個人競爭觀念繼續侵蝕社會信任,坐視金權主義戕害民主社會的基礎,健康的社會與幸福家庭都將成為虛幻的願景。

東京觀察:先進日本 選舉很不先進

Posted: 2005/09/14 by su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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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9-12/聯合報/A14版/國際】

東京觀察
先進日本 選舉很不先進
規定要「寫」候選人名字、支持政黨名 有人漏寫字 有人寫暱稱 認定標準不一

東京特派員陳世昌

身為外國媒體人,旁觀先進國家日本的大選,卻輕易發現,所謂先進國家,還有許多不先進的地方。

「我是土井多賀子,但我的名字是社民黨」。社民黨前女黨魁土井多賀子,在街頭發表競選演說,就以這樣的台詞為開場白。

土井身為日本社民黨大老、曾帶領社會黨(社民黨前身)打贏參院選舉,促成一九九三年執政卅八年的自民黨下台,她的名字在日本相當響亮,幾乎所有日本人都認識她,但在選舉時她卻不願大家叫她本名,寧願大家記得她是「社民黨」。

日本的選舉辦法,是小選舉區和比例代表並行制,選民投票時,必須投兩張票,一張寫選舉區候選人名字,一張寫政黨名字,而不是個人。土井多賀子這次出馬參選的是比例代表區,而非小選區,因而她拚命為選民洗腦,免得選票無效。

因為寫「土井多賀子」註定要成廢票,寫「社民黨」才能成為土井的票源,而且還要得票多才輪得到排名在比例區掛車尾的土井登場,所以媒體都稱:土井多賀子的政治前途面臨嚴峻挑戰!
另外,日本選舉投票,至今還規定要手寫候選人名字(選舉區)、支持政黨名(比例),對號稱情報科技大國的日本實在是一大諷刺。

選委會說,比例代表的投票,把自民黨寫成「自」、民主黨寫成「民」都是有效票。但最近才成立的「國民新黨(黨魁綿貫民輔)」、「新黨日本(黨魁田中康 夫)」、「新黨大地」(黨魁鈴木宗男)等,如果只是寫「新黨」就是廢票。但如果寫新黨綿貫、田中新黨,或鈴木大地又是有效票。

小選舉區候選人的名字變化更大。有些人有綽號或暱稱,光寫暱稱,「如果是大家都認識的暱稱,也會被承認是有效票」,例如,這次競爭激烈的廣島六區,就有活 力門(Livedoor)網路新貴堀江貴門,媒體都稱他是「火里A夢」,取漫畫「哆啦A夢(小叮噹)」的諧音,所以只要寫「火里A夢」都算有效票。

相對的,他的對手龜井靜香,因為筆畫較多,只要寫個「龜」字,或「靜香」,也都算有效票。但如果因為「龜」太複雜,寫字時筆畫錯誤,是否就成為廢票,可能就成爭議重點。
唯其如此,日本許多候選人都很怕選民寫錯自己的名字,乾脆不用漢字,而以日本小學生剛上學時最早學的平假名或片假名登記,這樣即使是老人家,或天天上網不常寫字的年輕電腦族,都能簡單寫出候選人名字。

台灣選舉採用圈選方式,常引起紛爭,日本以「寫」名字的方式投票行之有年,卻不願改進。究其原因,據說是日本保守的選民因為教育程度高,幾乎沒有文盲,所以不願改變傳統文化,改用其他圈選或電子投票的辦法。

有人說,日本至今還禁止用電腦網路當競選文宣的工具,就可以知道日本選舉文化有多保守。所以,如果讓日本首相小泉和南韓總統盧武鉉同台競選,小泉鐵定會被打敗,因為盧武鉉可以用電腦文宣,而先進國家的小泉至今還是電腦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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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奧良格殺令
美人應問 災民為什麼變暴民?

大災難照片,好熟悉…多是黑人、無奈絕望的表情,過去只出現在非洲難民臉上…原來,在美國,國中有國…

李家同/暨南大學教授

九二一大地震發生的那一天,暨南大學的學生們無法離開校園,當時我是校長,我規定每一個系一定要有一個固定的聚集場所。當時的經濟系系主任和他的同學們聊天,他告訴大家:「如果這發生在美國,埔里早就有大規模的搶劫了。」當天,埔里城裡幾乎看不到什麼警察,警察局垮掉了,值班的警察去世了,但是所有的大賣場和商店,都沒有一家被搶。

在美國,每逢大災難,災民就變成了趁火打劫的暴民。近日遭到颶風重創的紐奧良市,其所在的路易斯安納州州長布蘭科女士甚至已經下令國民兵對搶匪格殺勿論。第一次舊金山大地震發生以後,州長也曾發出對暴民格殺勿論的命令。一九六八年左右,美國各地爆發種族暴動,每次暴動,都有大規模的搶劫超商和一般商店的事情。

為什麼災民變成了暴民?以這一次紐奧良市而言,颶風來臨以前,就已經有大批人早就撤離了,即使那些豪華的大飯店,也是人去樓空。為什麼還有人留在紐奧良市內呢?理由很簡單,他們是窮人,平時最多只能溫飽,很多人恐怕根本沒有汽車,當時也一定找不到公車,如何撤離?有些人雖然有車,但又身無分文,撤離以後,住到那裡去呢?更有些窮人根本就是不聽廣播、又不看電視的人,就是這些人會留了下來。

紐奧良市不是一個黑人城市,可是大災難後,電視上看到的幾乎全是黑人,偶有白人臉孔,多半是窮苦老人。有辦法的白人,雖然也已無家可歸,也無工作可做,但都已保住了性命。

災民搶劫,有時也出於需要,紐奧良市長下令撤離的時候,大概沒有想到會有這麼多的人滯留在市區之內,一夜之間,他們變成了飢民;即使有錢,也無法買到食物,因為店家早就沒人看管了。窮苦的黑人本來就沒有什麼自尊心,碰到這種沒有食物可吃的情況,搶上超商,就變成理直氣壯之事。

這次大災難,的確使當地政府慌做一團,有位西班牙國會議員被困在紐奧良,他們全家人在一個會議中心避難,他用電話告訴別人,從未有人來照顧他們,沒食物,沒水,已經有人死在會議中心,什麼時候會有救援的巴士來,他們一概不知。

美國政府派遣了大批軍隊去維持治安,有一批國民兵守住了一座購物中心,購物中心外面聚集了幾千名飢餓的災民,他們紛紛來打聽何時會有救援巴士來,士兵們當然不知道。這些荷槍實彈的軍人,開放購物中心,但是要求災民排隊進去,可以想見的是至少這些災民總算吃到食物了。

最荒唐的是,有人居然對撤離病患的直升機開槍,為什麼做這種損人不利己的事?誰也無從回答。我們只有說,美國人不肯禁槍,現在自食其果矣。

美國的統計局日前才公布了美國財富分配的資料,美國仍然是一個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國家,如果沒有大災難發生,大家對此也許不會有什麼感覺;大災難發生以後,有良知的美國人一定會問,為什麼災民幾乎全是黑人?難道我們要將黑人和窮人畫上等號嗎?

任何一個國家,不能有嚴重的貧富不均的現象,美國一直在全世界推銷美國,聲稱美國是一個人類的希望,看了這場大災難的照片,我們會忽然感到面善,因為照片中大多數是黑人,而且大多數人露出無奈和絕望的表情,這種表情,過去只出現在非洲的難民臉上。如果有人說,在美國,國中有國,的確是對的。

這次美國的大災難,應該使國人感到驕傲。九二一以後,災區出現了阿兵哥,他們是來參加重建工作的,而不是來維持治安。據報導,維持治安的美國軍隊,可能增加到四萬人,如果這四萬人投身於救援工作,難民可能已經離開了。

九二一的第二天,我們在埔里攔下了三輛軍車,他們開進了暨大,將全部無家可歸的僑生,安全地載離了災區,這才是軍隊該做的事,我們都對那位指揮官心存感激。美國軍人,何其不幸,無法扮演這種角色?

【2005-09-03/聯合報/A15版/民意論壇】

音樂下載網站 Kuro被判刑【2005-09-10/聯合報/A1版/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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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下載網站 Kuro被判刑
全球首例 與六月ezPeer無罪判決大相逕庭 付費會員下載MP3 一樣有罪

記者蘇位榮/台北報導

網路下載音樂平台飛行網Kuro網站違反著作權法案,台北地方法院昨天宣判認定構成非法重製罪的常業犯;這是全球第一件認定P2P網路平台侵害著作權有罪的刑事判決,法院也認定付費會員下載MP3構成犯罪。

被判有罪的被告,飛行網董事長陳壽騰徒刑二年、執行長陳國華及總經理陳國雄徒刑各三年,三人及公司均各併科及科罰金三百萬元;使用者Kuro會員陳佳惠被判刑四月,得易科罰金,緩刑三年。

法官指出,任何人不得未經允許而重製他人有著作權的著作,這是社會大眾應該有的認知;而陳佳惠下載的歌曲高達九百七十首,已逾越合理使用範圍。

台北地方法院昨天作出的判決,與今年六月士林地方法院判決全球數碼(ezPeer網站)負責人無罪,結果完全不同。Kuro不服判決,表示將上訴,檢方認為罰金及刑度太低,也將上訴。本案告訴人財團法人國際唱片業交流基金會(IFPI)已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要求Kuro賠償四億多元,合議庭已移由民庭審理。

號稱擁有五十萬會員的飛行網公司,八十九年七月開始,以「點對點」(Peer to Peer,簡稱P2P)檔案分享軟體及網站主機,提供會員傳輸及下載MP3影音檔案;會員月繳九十九元或半年五百元,就可使用下載。

判決指出,陳壽騰等人未經滾石等十餘家唱片公司同意,將這些公司擁有版權的歌曲違法重製成MP3,在網站上供會員下載,又在雅虎等網站刊登「五十萬首最新MP3,無限下載」等廣告,吸引網友加入會員。

判決說,飛行網提供的軟體雖為一中性的科技,陳壽騰等人明知該軟體可成犯罪工具,仍大力促銷,而技術上有能力過濾其檔案名稱及內容,減少侵害他人著作權,竟放任會員無限下載,顯然有不確定的犯罪故意,與會員均為共同正犯。


【2005-09-10/聯合報/A1版/要聞】

李安斷背山勇奪金獅獎【2005-09-11/聯合報/A1版/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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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斷背山勇奪金獅獎
台灣之光 12年來抱熊擒獅 李安登上另一個創作高峰 中文致詞:謝謝大家支持
特派記者項貽斐/麗都島十日電
李安抱熊擒獅,繼華語片「囍宴」得到柏林金熊獎後,再以同性情誼的美國片「斷背山」在第六十二屆威尼斯影展中大放異彩,一舉拿下首獎金獅獎(最佳影片獎)。十二年來他在四大國際影展中,再度獲得首獎,真不愧是台灣之光。

李安由日本名導宮崎駿手中拿到獎座,並以中文致詞「謝謝大家支持。」

接連拍攝榮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臥虎藏龍」與「綠巨人浩克」兩部電影,曾讓李安一度身心俱疲,想退出電影圈。他在接拍了屬於獨立製片的「斷背山」,擺脫與大型片廠合作的層層商業壓力,從中找到獨立創作的樂趣。

去年因為父親過世前一句「戴著鋼盔往前衝」,讓一度想放棄拍片的李安決定繼續拍片,現在他以「斷背山」在威尼斯影展交出漂亮的成績單以慰父親在天之靈。

以橫跨二十年同志戀情為題材的「斷背山」,背景設定在一九六○年代至一九八○年代的美國西部,描述年少時的希斯萊傑與傑克葛倫霍因為一同在深山內當牧羊工人,觸發一段強烈卻壓抑的禁忌之戀。二十年間,他們分分合合,在保守的美國西部社會,經歷愛與恨、妥協與抗拒,深刻感人。片中李安大膽刻劃同性間的性與愛,並用充滿詩意的鏡頭,細膩地呈現角色的感情起落。

李安的「斷背山」在威尼斯影展放映之後,好評不斷,知名電影網站imdb更給了八點五分(滿分十分)的評價。還有人稱讚李安雖非美國西部的人,但對當地人的性格與生活細節的刻劃非常精準。

雖然該片的聲勢不如喬治柯隆尼自編自導自演的「晚安,祝好運」,不過始終有許多死忠支持者,並在最後脫穎而出,獲得金獅獎。

多倫多昨天下午一點多,李安剛飛抵加拿大多倫多準備參加多倫多影展,不過才要進飯店,就收到威尼斯影展大會通知,請他回威尼斯領獎,大約下午五點多,李安又搭機飛回威尼斯。

李安曾說,每人心中都有一座「斷背山」,只是你可能沒上去過。此次得獎,李安也跨越過心中的斷背山,登上另一個創作高峰。


【2005-09-11/聯合報/A1版/要聞】

劉靜怡:書寫創作新世代:寫作、分享和行銷的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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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2005-9-13 iThome Online
劉靜怡
臺灣大學國發所法律組專任副教授、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

部落格(Blog)的普及化,讓網路時代裡人人都可輕易上網書寫和發聲的理想,似乎又往前邁進了一步:短短幾年之間,全球已經有三千多萬個部落格分秒爭鳴,而且當然還在不斷地增加當中,甚至,像南韓OhmyNews這種打出「每個公民皆可為記者」的旗號,以吸引網路同好共同打造二十一世紀網路時代公民媒體的倡議者,可能更別具吸引力。部落格不但人人可寫、可看、也是人人可互相交換內容,越來越多人認為這樣的風潮,或許是網路經濟的另一股重要推動力。如果說部落格時代開啟的是一個書寫的新時代,這個書寫創作新時代的開啟,可能為我們造就出一批書寫創作的新世代,那麼,這會不會更是個以前所未有之姿,將原本相當個性化的知識累積活動,巧妙揉合寫作、分享和行銷數者的新局呢?看看出版界最近幾本備受矚目的新書或者正在改寫中的再版書,或許能幫我們帶來些許靈感的線索和思考的起點。

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Lawrence Lessig在六年前出版了Code and Other Laws of Cyberspace(中譯本名為「網路自由與法律」,商周出版)這本書,甫出版即被視為網路法律領域的先鋒之作,五六年來,這本書所提出的看法,也成為網路規範相關領域熱烈討論和衍申的議題。雖然Lessig在這六年中又另行出版了兩本核心理念相仿但具有進一步延續性的著作,而且同樣深獲好評,但是Lessig還是決定以Code 2.0為計畫名稱,改寫這本書,並且利用wiki技術將這個改寫計畫向所有網友開放,讓網路社群潛力無窮的創造力和知識,能為這本書的改寫計畫注入更多思考和論辯的刺激。在這裡,我們嗅到了對Lessig這本書的內容有興趣的人不分彼此、集思廣益的味道,也聽到了願意貢獻個性化知識的網友們,針對著作權高度商業化的趨勢,以具體行動所發出的集體制衡聲音。

無獨有偶地,曾經創立Industry Standards這本在美國網路界名噪一時的雜誌的John Battelle,在其個人部落格battellemedia.com上花了三四年的時間,所寫作的一本關於Google及其所掀起的網路經濟市場競爭遊戲,如何改寫商業法則和我們的文化內涵的書,並且,最近也要出版了。值得注意的是,和Lessig 的作法不大一樣的是,Battelle賦予他的searchblog雙重作用。一是透過這個寫作部落格和網友(也就是讀者)互動討論,來驗證自己在這本書裡所鋪陳的理論,另一則是將這種寫作過程當做一種行銷工具:行銷的起跑時間點,則是提早到了這本書的每一個寫作過程。

這樣的創作書寫方式,告訴了我們什麼呢?從理論上來說,每個會上網的人都可以架設自己的部落格,那麼部落格的數目至少應該會和上網的人數一樣多才是。但是,顯然現狀並不是如此,箇中理由不難理解:並不是所有會上網會寫字的人都能寫出像樣的文章,而有這點自知之明的人顯然目前還不在少數。然而,即使如此,願意上網逛進別人的部落格去認真評論他人的書寫成品(或者半成品),甚或誠心分享自己的意見和知識的人,卻不在少數,因此,部落格寫作現象的確證實了一件事:網路的盛行,代表的是權力的逐漸遞移,傳統媒體所代表的舊秩序,必須向以搜尋和分享為主軸的網路媒體新秩序讓步;Battelle用這個現象,來說明他這本書中的核心理念之一:「搜尋」是我們在網路時代取得各種資訊、服務和知識等等的主要方式,「搜尋」就等於我們翻攪人類知識和創意的鍬鏟,任何「搜尋」工具都不是OS,但卻是所有上網的人幾乎都無法迴避的主流瀏覽介面,這就是Battelle筆下所謂的「搜尋經濟」動力所在。而部落格寫作模式,或許正和「搜尋經濟」相輔相成。

部落格固然比較不像BBS一樣容易導致亂吵一通的結果,所以比較不容易受制於發展臨界點;部落格主人和過客如果能提供個性化的知識、見解和智慧,應該能夠產生良性的反饋循環,生生不息;當然,部落格相對來說也是比較具有真實不作假特性的場域。然而,像Battelle這樣除了視之為寫作和分享工具,也將部落格當做行銷工具的作者,如何看透部落格的重重優勢背後的陰暗,衡量其可能帶來的劣勢,並且真正善用部落格所帶來的書寫過程,有效澄清界定其所要表達的理念和主張,透過網上意見交流的過程,確定自己的理念和主張是經得起考驗的呢?在達到行銷效果之餘,即使著作正式出版之後,書中理念和主張如何依然不會讓讀者覺得稍帶陳腐無趣的氣息呢?這些恐怕都是勇於嘗試嶄新書寫創作模式者,無從迴避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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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影機、 P2P科技有罪的荒謬
蔡志恆、藤井樹、九把刀 不都靠著在網路自由流傳 進而在平面出版稱霸?新世代創作者 究竟要藉著法律打壓新科技 還是擁抱新科技?

朱學恒/電腦雜誌專欄作家

盜版、侵犯別人的權益是有錯的,只是,面對新科技的發展,到底要適應新科技,還是先用法律來壓制新科技?不同世代的內容創造者,所做的反應似乎都有相似之處。

支持知識自由分享的先鋒勞倫斯萊錫格的作品「自由文化」中描述了錄影機誕生時所受到的打擊,似乎跟P2P現在的處境非常雷同。「…美國兩家大電影製片商和發行商對另一項技術,即新力索尼生產的錄影機提起了法律訴訟。迪士尼和環球針對新力索尼的訴訟要求相對而言很簡單:他們聲稱,新力索尼生產的這種設備能夠讓消費者做出侵犯著作權的事情。因為,新力索尼生產的設備上有個珘錄製珨按鈕,該設備能夠用來錄製受著作權保護的電影和電視節目。新力索尼因此從它的消費者對著作權的侵害中獲益。因此,迪士尼和環球公司聲稱,新力索尼應當對這種侵害承擔部分責任。」

美國電影協會主席傑克瓦倫提大聲疾呼這樣的機器將會讓市場徹底瓦解:「…(諸位)也能明白這成百上千萬的磁帶導致的後劇院市場的蕭條,將會對我國富有創造性的社群的未來產生不利的衝擊。這是常識和基本的經濟學問題。」

當然,這樣的法律訴訟案件現在看來非常荒謬可笑,我們可能不能想像沒有辦法燒錄光碟的光碟機、沒辦法錄影的錄影機、沒辦法擷取訊號的電視卡;但是,當年在美國的這場訴訟,其實就是因為那個按鈕讓消費者有辦法「侵犯」著作權,因此各大廠商如同面臨末日一般要求法院作出有利於他們的判決。幸好,美國最高法院最後的決定並沒有要求新力索尼為此付出代價,或者是拔除那個按鈕。

同樣的,你也會看到這些版權戰將們不斷的表示因為他們在國際間進行大量訴訟,蘋果的iTune也才會在今年上半年成長到下載一點八億首歌曲的驚人數字。但事實上,蘋果的iTune營運成功是結合了iPod的行銷和簡單方便的授權模式的結果;早在美國的RIAA開始四散律師函之前,蘋果擁抱新科技就讓它奠定了勝機。

同樣的,如果像是版權戰士們所講的一樣,作品遭到下載是戕害音樂產業的最大敵人,那麼在出版界大放異彩的蔡志恆、藤井樹、九把刀,暢銷書「羊肉爐之不是故意的」似乎都違背了這個看法。這些作者和他們的作品都是靠著在網路上的自由流傳才進而在平面出版市場上成為一方的霸主。他們和音樂產業的不同是,他們試著擁抱新科技的發展和新文化,並且進化出了新的生存方式。

同樣的,當筆者想要付費下載老歌、民歌、絕版歌曲的時候,台灣究竟是否有合法付費的服務?還是即使有意願付費,也沒有相對應的服務?

新世代的創作者究竟要藉著法律打壓新的科技,還是擁抱新的科技,創造出新的未來?這個答案最後將決定人類文明和科技的發展是逐漸萎縮,還是又產生出新的可能來。

【2005-09-10/聯合報/A15版/民意論壇】

癌患怎麼吃?【 2005-08-22 / 民生報 / A8版 / 養生集 】

Posted: 2005/08/22 by su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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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表示,什麼都能吃,當令、新鮮的食物最好,只要把握適量、種類多、營養均衡等原則,就是最好的飲食。迷信偏方、保健食品,恐造成反效果。

記者薛桂文/報導

癌症連續二十幾年高居國人死因首位,平均每4個人就有1人遭癌症奪命;而幸運存活下來的病患,則普遍存在「談癌色變」的陰影,尤其是吃的問題,如何才能避免病從口入?往往眾說紛紜,令病友無所適從。

康泰醫療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陳良娟說,每次新癌友聚會,大家都會交換聽來的飲食禁忌,少說有四、五十種,膽小的人常被嚇壞,若真的照做,大概什麼都不能吃、得活活餓死,還有人迷信所謂的「保健食品」,吃下許多來路不明的東西;所以她常開玩笑:癌友「不是被嚇死、餓死,就是被毒死!」

陳良娟表示,其實,癌症病友什麼都能吃,只要把握適量、種類多、營養均衡等原則。根據專家建議,癌患每天至少應吃32種食物,且種類愈多愈好,以攝取不同的營養素,這聽來雖不易做到,但只要稍微改變飲食習慣,不難達成。

例如,白飯可以五穀雜糧飯替代,就可多吃好幾種穀物;而普通的炒高麗菜,加些胡蘿蔔絲、木耳、肉絲,內容就豐富許多;炒菜前的爆香一般只用蔥,不妨多加薑、蒜;而水果也不必一次買一斤,不妨挑3個橘子、4根香蕉、1串葡萄,多吃幾種。

此外,新鮮、應時的食物最好,千萬別聽人說什麼東西好就拚命吃,即使不當令也照吃不誤;尤其像乳癌等病友,飲食最好低脂、高纖,以免脂肪過多,造成癌症復發,所以喝咖啡少加奶精,喝湯先濾去浮油,紅肉含油脂多,最好少吃。

陳良娟表示,科學研究已證實許多食物有抗癌效果,像十字花科蔬菜(如花椰菜、油菜、甘藍等)、柑橘類水果、芽菜類(如苜蓿芽、小麥草等)、蕈藻類,還有顏色鮮艷者(像南瓜、芒果、地瓜),以及吃起來黏黏的蔬果(如山藥、秋葵、白木耳)等,癌症病友都可多吃,但切勿過量。

她提醒,雖然飲食無禁忌,但病友仍應與自己的身體對話,吃了某種食物是否不舒服?像傳統觀念中,鴨肉、芒果都被視為有「毒」性,即使無科學根據,但若自己有心理障礙,也不必勉強去吃,只要正常過日子,別太緊張、限制得太死。


【 2005-08-22 / 民生報 / A8版 / 養生集 】